建構完美之人格
編者序
夫古之教人者只教人以聖人之道，古之學者也都以學聖自勉；今之教人者只教人以技能，今之學者也只為功名利祿而學。至於最重要的為人之道則捨之不教不學，更遑論聖人之道了。故當今天下道德淪喪，綱常掃地，社會紛亂，良有以也。
聖人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好逸惡勞，貪圖享受，又「眾生好色」，倘不以聖賢之遺教教之，以道德作規範，則人心陷溺，越陷越深，乃自然之理，故古人言：「不為聖賢，即為禽獸。」誠其然也。
聖人云：「人之異於禽獸幾希？」當今世上，物質科技掛帥，功利主義抬頭，人人只知追逐物質享受，枉顧更重要的精神道德。職是之故，這個世界逐漸變成了一個高度物質化的世界，人們的人格特質也跟著物質化了。如果世人還不省悟，當政者不能在教育上圖謀改進，長此以往，曾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將淪為與禽獸無異。
茲鑒於世界物化，世道人心迅速敗壞，嘆我同胞之淪落，仰諸佛之悲憫，不忍坐視，爰將以往上界神祇降鸞譜成之一些文章，加以整理，集萃成冊，共四十九篇，正合七七之數，冠以書名「建構完美之人格」，並將之分類為四個單元：一係屬人生觀方面，二屬自我修持方面，三屬待人方面，四屬綜合義理範疇。四單元文章正構成「建構完美人格」之要素。期盼，藉此書之流傳，對世道人心之扭轉，能有所裨益；對有心於聖賢之道的人，也提供了寶貴的參考。
本書取自以往台中聖德雜誌社所出版之《聖德寶訓》。此等文章實為人間之瑰寶，亦為有心於聖賢之道者之圭臬，倘不讓其廣為流傳於後世，誠可惜也！也將辜負諸天仙佛之慈悲心意，是為發心付梓之所由也！
今徵得該雜誌社社長聖輪法師慈悲同意，本書始得以圓滿出版，特此致上感謝之忱。
慈惟仁謹識
公元二OOO年元月於淡水
第一章 正確人生觀
文昌帝君
「事 物 論」
世界何有乎？一言以蔽之，曰：「事物而已矣！」內有身心意志，外而家國天下，窮而草廬山林，富而樓台錦繡，常而飲食起居，變而生死存亡，皆為人生之事物也。
自天子以至庶人，自聖賢以至庸愚，百歲光陰，誰能逃出事務之外？所惜者，世人之情，非好逸而惡勞，則習焉而不察，見人之作一事焉，以目代手，以為我作此事，則容易耳。及使親手作之，則不及他人尚多，此好逸惡勞之弊也。
日習其事，以為我明其理矣，及叩其所以，則茫然無以應，此習焉不察之弊也。總而言之，此即不知格物致知之理也。所謂「致知在格物者」，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可見格物致知，二而實一，不親即物，固不足以窮其理，而徒即其物，亦不足以致其知。必須心手並用，作其事而明其理，行而久之，作一事可明一事之理，作百事可明百事之理，舉一反三，即小知大，其非致知即在格物乎？所以謹承程子之意而註之，曰「格物也」。物猶事也，其意注重在「格」字，後人不明其意，往往以所註為是，而皆不知躬行實踐詩書禮樂之文，親服洒掃應對之務，於經文載字，未嘗親身體貼，而漫以膚泛之行，揆諸事理。苟肯降心抑志，而親即事物，至一物而知一理，則其物有不日格，而其知有不日致者乎？
物既格矣，知既致矣，而意誠而心正而身修，勢如破竹，沛然莫禦，以至於平天下，何難之有哉？
嗟呼！人皆好高深而惡卑賤，喜隱怪而厭中庸，此其所以不智也。聖人之學，至平且常，若以好高嗜奇之心而求之，則去聖日遠，不足以格物致知而平天下，此世運所以否塞也，而民心之所以泯棼也。中庸難能，豈虛語哉！可見一事通百事通，一竅通百竅通，其實一竅一事，實不易通，須以一事推萬事，萬事會於一事，必時、地、人、事、物五者融貫，乃可言通，如一卦含有六十四卦，一卦尚不明，安可語於六十四卦乎？
太上道祖
論「生死的真義」
莊子說：「善吾生者，即所以善於死。」為人如果使自己生得有意義有價值又無虧節操，當然善生即所以善死。死為人生終了，亦必至死方能完成「我」和完成「生」，古人所謂「蓋棺論定」，不蓋棺則始終不能論定，始終不能完成。於是「善吾死」應較「善吾生」重要。
就一個人的肉體生命言，即是自然生命言，則生死易見，亦易分；若就一個人的精神生命言，亦即是歷史生命言，則生與死既不易見，亦不易分。有許多人看來是活著，其實，其生猶如死，因其生無殊於死；有許多人看來是死了，其實，其死如生，因其死無殊於生。故求長生之道，不能在生中求，而只能在死中求。且就自然生命之「我」言，「我」亦隨時隨地在向死的途中前進，不斷在死去，昨日之我，非今日之我，今日之我，又非明日之我，而此一剎那的我，亦非彼剎那的我。我雖在生中，實則無時不在死中，又何嘗有個「真我」在？何嘗有個金剛不壞的不死不滅的「生」在？
一個人如果只是禽視獸處，則即使活到一百歲，其生亦與禽獸何異？所以為人不能僅在生中求生，一個人要求其「生」之有意義與價值，要放射生命之光芒，常不在其生前之尊貴，而在其死後之莊嚴與燦爛。因為這是其人生最後的完成。
一個人如有了悟於死是為完成「人」，完成「生」，完成「我」之意義，並了悟於死生無有分際時，則自能隨時可死，隨時能死。人當決心死時，則心境自開，而名利得失、富貴貧賤、壽夭之念亦自無。
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此幾希的相差，即在禽獸只是有肉體之生命，而無了悟，無覺識，而人則有道義的生死，且有了悟有覺識。禽獸的生死，只是從形起見，從身起見，而真正不同於禽獸的人的生死，則必從神起見，從心起見。依乎前者，生死有界限，而生老死滅，實為一大悲苦事；依乎後者，則生死實無有界限，而生老死滅，實為一大喜樂事。「自古艱難惟一死」，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即在其於當死時，能安死，樂死，視死如歸，能以死完其人生。亦即是能有以死殉真理，以死殉道義，以死全其生的精神，以顯其人格之偉大與崇高之地位。
為人須知道義的生死，與自然的生死，是大有分際的。道有由義，義有宜義，人所必由而不由，應該做而不做，便是有違於道義。禽獸對此便無分別心，亦無選擇心，只是一個自然的生死而已。
孔曰志道，孟曰集義，其要殊在教人要做成一個有意義的人，其生也，必須生在道義中，其死也，亦必須死在道義中。合乎道義而應該之行為，常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與「無所為而為之」的行為。因為人能明道義而生，故其行為自能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而不淫不移，不屈不撓，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境界。小之能生浩然之氣與大勇之智，大之則能成就一個「經虛涉曠超乎眾外的至人」，如是則無所滯阻，無所纏縛。
聖人所作所為的事，雖然無不是平常的事，但係有了悟有覺識的去作為，在人世間一日，即盡我一日的職責，做我應該做的事，富貴亦可，貧賤亦可，生亦可，死亦可，何日死即何日休息，何日解脫我此生的職責，亦即為我今世之完成。
南天文衡聖帝
論「人生意義之真諦」
人生於世，理宜「頂天立地做人，繼往開來創業！」在歷史上對上有所承接，對下應有所交代，切莫赤手而來，仍然赤手而歸也。且夫「生死一如，叩其兩端，空空如也」，固然是截然萬流一聖法，然空空如也，即非空空如也，尤是截然萬流一聖法，惟自夫子道出斯言以來，悟其神髓，徹其神用者，自古迄今有幾？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幾希，即在於人有此神在，有此性在，有此心在，方使人能擴而充之，可以與天地同其大，與日月同其明，與宇宙同其悠久，與造化者同其造化，化化以言言，而亦不可比擬，不可思議。此乃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
人向上便是聖賢，向下便為禽獸，向上便是英雄豪傑，向下便為凡夫俗子，念慮之間，善與惡，天堂與地獄，生死雖同，然其間差別萬千，境界萬千。先哲謂：「不為聖賢，便為禽獸」，又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可不慎哉？如何修養自己？如何變化氣質？如何正心誠意？使此心能與天地同其心，使此性能與天地同其性，使此神能與造物者之精神同往來，則我心自與天地無間，而與宇宙萬物同在矣。
總而言之，人生在世，人格之完美，全在「修養」二字用工夫。無論在其內心或在心性上、品德上、人格上之完成言；或就其外在事功上、學問上、技能上之建立言，總不能脫出修養一途。蓋人無不想完成其人生，期能造於高明博大之境，與天地同儕，與日月爭光，然而芸芸眾生，類皆難免與禽獸同生死，草木同腐朽，而不能脫凡夫，出輪迴而登聖域，在未能深切體會聖教之奧旨。
修養原理，係以道為基，最為重要的，亦是人生意義之所在。但望諸生善自揣摩參究而體悟，自可變化人生，善自創造自我，完成其自我。
南極仙翁
論「真我與假我」
所謂真我者，人之靈魂也。假我者，人之肉體也。靈魂與肉體是兩種不同的存在，靈魂來自上天，肉體則是陰陽結合而生的。
由上天所賜的靈魂和陰陽調配而生的肉體相結合便謂之「人格」，而人之有格就是異於一般生存動物。擁有人格的肉體便是所謂「人為萬物之靈」。
然而一般之凡人大都不瞭解自己是「萬物之靈」或不了解「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因此常常互相殘殺，做出違背靈性、逆上天旨意的行為，而犯下了滔天大罪。
同時，常不知自己靈魂的存在，因此大部份的人，都服從肉體的需求，以致步上「假我」的犯罪之途。很少人能探究真我的存在，人的肉體裏面，良知的靈性，是主宰人的肉體的總中心，才是足以代表「我」的真我。由此可見靈魂存在的價值是毫無疑問。不過遺憾的是，世人還是多數找不到自己的靈魂「真我」，只顧奔波追逐地做肉身之奴隸。為了滿足口腹、耳目之欲，敗壞了倫常……。如此以肉體享受為唯一生存的目的。其實，存在於屬於物質肉體之假我，與草木同腐朽而已，於真正人生，毫無意義。
反過來說，要是世人能洞察到自己的靈性，靈魂之所在，那麼，肉體的死亡就彷彿自己脫了一套衣服，肉體的毀滅與「我」無關，靈魂屬於真我，依舊生生不息。
靈性不是物質，是上天所賜予，是永恒的存在，長久的真我之表露，必是內在涵養得體，凡事問心無愧的人，才能創造出人格。
肉體與靈魂共同創造了人格，庸碌愚昧之人與肉體同死，靈魂睿智之人得屬「真我」而享長生。
然而，人情之最感不安，而覺無力以挽救者，莫如死。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是即膾炙人口的三不朽論。「死而不朽」的觀念便是中國人的真我信念，立德、立功、立言，垂諸後世，使人永遠景仰、縈懷，其人即永遠活著，永遠不朽了，故其精神感召與影響，在求持續與擴展中，這是中國人心目中的永生，也是「真我」與「假我」存在人生觀的境界。
明儒耿定向云：「聖人汲汲皇皇，惟求無忝所生，不求出離生死。」聖人總是樂天知命，不重視生死問題，能全其所以生、所以死。
教化菩薩
談「人格」
嘗思，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全在人有人格。人生要高尚完美，必須有高尚完美之人格。欲做人上人，便必須具備人上人之人格。世人恒言人品、品德、品格，皆不外乎人格之通稱。人必須有德才有品，有品才有格，有了品格，則其人之學問素養，宅心操守，神采道範，慈顏風姿，無一不自然流露出來，誠所謂有諸內者必形諸外也。
為人如欲完成自己的人格，涵養自己的品德，以提高人生境界，必須在日常生活中用工夫，語默動靜之間，一點也不能不留心注意。西哲云：「完美的人格，高尚的品德，是從實際生活中鍛鍊出來的。」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此就其功效而言者。其實不得其位，不得其祿，不得其名，不得其壽，亦無礙於其大德之立。猶如諸位道場效勞，體天行道，事仙佛而不求仙佛佑護，其行功立德全在修身養性工夫，絕不可有一絲毫求神庇佑，求人知、求功效之意念存在其心間。德也者，內也非外也。位也，祿也，名也，壽也，外也非內也，此只是修德以完成人格之附帶品耳。
古今成大業之人，必以人才為基本，人才必以骨氣為根本。一個人必須有氣有骨，才能有品有格，必須有血性，才能有德義。是故無骨氣之人，非人也。無血性之人，何異禽獸乎？而骨氣與血性，則為完成人格之基本要素，一切道德行為，必須植基於此，才能見其坦誠，才能見其率性，也才能見其真善美。
人生在世，理應以培養其崇高偉大的人格，以期於至聖賢為第一事，而不可以富貴功名為念。前者屬於道德境界中事，人人可由力行道德而至，可求而得者也。後者屬於事功境界中事，有時際遇存乎其間，求而不一定可得者也。且二者在成就上實無有軒輊。故孟子認為大禹與顏子同道，亦復同樣偉大。如謂「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生於亂世，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是以其如是急，三過其門而不入也。禹稷顏子，易地皆然。」故聖人之為道，貴修德以俟之。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介，而孔子則賢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乃因孔子之影響及於後世，大於堯舜也。
基於上述，可知為人應重人格、學養之建立，而不以富貴功名為重也。孔子曰：「富貴於我如浮雲」，誠哉斯言之不謬也。
詩曰：見利無忘義。 其人格局融。
倫常知所止。 禮樂總求中。
日朗風雲散。 心靈智慧聰。
人生何所苦。 腹內大虛空。
孫臏真人
講「人格的完美」
人格的完整，就是道德的完整，除了獨善其身之外，尚要與人「相善其則」，換句話說，就是私德與公德兼備。
中國人的道德觀念，雖然發達極早，但是偏於私德，而大多忽於公德。先儒教人溫良恭儉，克己復禮，寡尤寡悔，剛毅木訥，知命慎言，戒欺求慊，存心養性，反身強恕……等都是屬於私德。但是，一個人如僅有私德而無公德，雖能成為束身自好，廉謹良愿的君子，卻不能成為一個造福人群，兼善天下的慈善家，所以，仍然不可稱為人格的完美。
一個人除了獨善其身，對國家社會人群，有不能不負的道德責任，而此種負責的觀念和修養，即為近世倫理所要求，更為宗教家所重視。人之私德和公德的健全，為社會世道人心善良的基本因素，是以近日講倫理者，於人格的標準日益提高。例如：屬於個人的倫理，包括健康、生命，和情意生活，以及職業和財產；家庭倫理，包括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夫婦、親族、祖先；社會倫理，包括他人之人格，他人之身體、財產、名譽、恩誼、長幼主從、社會之秩序、社會之進步，及社會之環境。另外，對動物及天然物，亦應講究其對待之關係，須有圓滿而合理的態度，這些都不是「五倫」所能夠概括的。
以家庭倫理而論，世界上多數道德家，都對中國先儒的學說五體投地，認為規律詳審，但是在社會倫理方面，則中國人實不能不對西歐學者的發現表示敬佩。例如，在社會倫理方面，他們講「公益論」，甚至於對娛樂、生命、財產、品格、慈善方面，無不精研其性質。在思想倫理方面，則又指出生存競爭與德義的關係，勤勞與安息，自愛與愛人，自由及限制，道德之制裁，思想與實行，宗教與倫理，善惡之標準等，都足以發人深省，藉以建立完美人格，是值得借鏡。
道德成立的意義，在所以「立群」，所以人格完美，亦必須私德公德兩方面都無缺陷。且有利群的力量，才算發展圓滿。一個人如受人群委託而治事，既有本身對人群的義務，更有對委託者應盡的義務，當然不是僅具私德，即可以完成的事。
人生的目的，善惡的標準，道德的本心，人事的進化，私德的圓滿，公德的實現，乃是倫理學中最主要的問題，也是人格完美所必具備的條件。人類社會是進化的，而人類所須的道德，當然不能不減不增，所以諸位入聖門修身學道，欲適應時代潮流而求人格的完美，新時代社會觀念的具備是不能不講求的。
人格的完美，向來無捷徑可尋，必須靠自己修養和一點一滴的累積，知所奮發，知所修省，期其能有以異於禽獸，進而完成其為一個超乎眾流的完美人格，方能無忝所生，人人能完成一個我，完成一個人，則進而即可完成一個國家，完成一個世界。
南嶽大帝
論「學問為濟世之本」
所謂「濟世」就是竭力為眾人服務，使社會得到安樂康寧的生活，欲達到此境地，非有高深的學問不可。
何以說要濟世必須有高深的學問呢？因為學問可以發掘人生與天地之「真」，充實人生與天地之「善」，增益人生與天地之「美」。真、善、美人人之所求也。無高深的學問，便無以求之。
社會是前進的、猛進的，在前進或猛進的過程中，定會有令人不滿意的，既然有令人不滿意，就得設法改進和創造，不從學問下手，便無以成之。試看，自古以來，未有聖賢不力學，未有英雄不讀書，人生於天地間，盡皆只是一個人，而你要想超越於常人，便只有從學問下手立腳。不但聖賢君子皆從此出，英雄豪傑亦從此出，即世俗間有如過眼雲煙之小小富貴功名利祿等短暫的榮華，亦復無一不是從此中來。良以學問可以充實人的智識，培養人的智慧，增進人的才能，薰陶人的品德，涵詠人的心性，提高人的志氣。而此數者就是進德修業的要素，亦為超凡入聖之基礎。
王安石有云：「貧者因書而富，富者因書而貴。」余續之曰：「愚者因書而智，迷者因書而悟，賤者因書而賢，俗者因書而聖。」先哲謂：「開卷有益」，誠哉斯言，千古不易也。良以讀書即是學問，學問為明情達理，辨別是非，培養天地正氣，效法古今完人，以濟世為用，而舉凡立身處世之道，待人接物之理亦肆應咸宜矣。不讀書有如光眼瞎子；無學問即是衣冠禽獸，要想濟世群倫，造功立德，只不過是一種妄想而已矣。
唯學問之道多端，所志不同，所學亦異，大抵有「共學」，有「專學」。如聖賢君子之學，乃做人之基本學問，為盡人所必學者，即余所謂「共學」也。如各種專門知識之學，科技之學，乃與做人處世無關的學問，則非為盡人所必學者，即余所謂「專學」也。故「共學」即為人之如何完成其人生，高尚其人生的學問。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癒饑，莫知以學癒愚。」擴而充之，則可以曰：「人皆知以食養生，而不知以學養生；人皆知以食養命，而不知以學養命。」一個人能壯生命之異采，放生命之光輝者，捨讀書學問，實無他途。
學問之道，全靠勉強工夫，人未有生而知者，故曰：「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練而出耳。」董仲舒曰：「勉強問學則聞博，勉強行道則德超。」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強功夫也。」大抵古今聖賢豪傑無有不自學問中出，而學問無有不自「勉強」中來也。
然則諸位入道門為學濟世之要。學濟世之要，以學道為本。學道之要，又以學做人做事為本。故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學者，學所以為人，所以濟世也。蓋自身不能修，焉能為人？焉能濟世？為人即可以進德，濟世即可以成人成物，切不可以事功為念也。能以學問為濟世之本，則富貴功名自在其中矣。
南極仙翁
論「成敗無關得失」
人生的成敗，都是相對而言，事實上無絕對的成功，也無絕對的失敗，只要在人生應負的責任上，能克盡厥職，抱定「為而不有」的精神，將急功好利的念頭，淡然置之，在做人上便是相當的成功，因為在進化無止境的天地間，肯做事，能奮鬥就是成功；不肯做事，不肯努力就是失敗。古人不以成敗論英雄，或所謂：成敗無關得失，也就是這個意思了。
有些人在事功上是失敗了，但在內心上卻仍保持堅忍不拔的意志，這種人不能稱之為失敗，因為當他反省失敗的原因時，必能再接再厲，轉敗為勝，所謂失敗在這種人看來，不過是天惠的教訓。俗語云：「做過勝過錯過。」又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做過」並不是失敗，錯過而不增進智慧和經驗，才是真正的失敗。
真正的失敗，是意志上嚴重的墮落，這種失敗往往置人於萬劫不復的境地。且看一個抱有無限雄心的青年人，一敗再敗之後，其最初勇往直前之氣慨，萎喪不復存在，那才是人生最危險的事。失敗不足畏，可畏的是由失敗導致了失望，由失望以至於絕望，使再也不能保持「自強不息」的理智，同時也喪失了做事能力和勇氣，這就是人生的絕境了。
人生本是得失相連，成敗相間，你只要肯專心奮鬥，必無永遠的失敗，相反的也無永久的成功。世事本無常，成固欣然可喜，敗亦不足哀，故勝者不必驕傲，敗者無庸氣餒。古人云：「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故不必把得失看得太重，因為任何事都是利害參半，得失相間，成與敗，是禍是福很難定論，如能放開眼界，擴大胸襟，淡泊明志，必無愁寞。何憂於成敗？何患乎得失？
老子云：「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就是說明了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又云：「無榮無辱。」且看人世間多少不可一世人物，名滿天下，最後落得晚景悽涼，謗亦隨之。而生平庸庸碌碌者平凡一生，卻可免受誹謗之憂了。諺語云：「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語載於正史書中，人盡皆知，得馬不一定是福，失馬不一定是禍。與老子「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之言吻合了。
三國演義一書，有一首詞西江月：「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堵上，慣看春月秋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此一詞家喻戶曉，其中最值得欣賞的一句是「是非成敗轉頭空」。
又一詞：「天地鳥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沉吟遙指數英才，多少興亡成敗？歌台瞬息悽慘，舞榭轉眼荒台，萬般回首化塵埃，惟有青山不改！」明乎此二詞中的含意，即可知成敗無關得失。人生就是如此而已。
范文正云：「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遙則憂其君，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為而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世人能有此胸襟，一時之成敗無關宏旨。
教化真人
談「力行」
孔夫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又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這裏所說的「言忠信，行篤敬」便是言行相顧之實證。中庸說：「力行近乎仁」，惟力行者始能成己成人成物，而成其所以為人也。
先賢先聖，無不提倡精思力踐。論其人，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而信之。朱子曰：「真知自然行，祇是不能知。」「凡行之不力者，為其知之不深也。既行而益知，如登山見其高處尚多，又復登矣。」「行貴精進，言貴簡約。」誠如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陽明則謂：「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無有二也。」又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只是一事，知運於行之中，知也者主以其行者也；行也者以實其知者也。」「知者體，行者用。」所以說：學者不貴談話，而貴躬踐法則，也是立德、立言之重要基礎。子曰：「吾始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所以說，真正的信仰與真正的希望，不單只憑著言語或空想，主要關鍵是行動之實踐，根據真理所言而實行。
所以腳踏實地的力行者，其大異於庸俗之處，是自強不息的精神特別旺盛。力行的真諦可從易經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這句話去體察。吾謂：「與其言而不行，寧行而不言。」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借天譬喻，以闡明不言而行亦可以收穫宏效。總而言之，只有行而不言的，沒有言而不行的。所以見義勇為，但問是非，不計利害；不尚知解，而尚體驗，這是宋明儒者所共同主張的。
清初魏伯子曰：「言之至精，不如行之至精。許之一斛，不如與之一斗。」真知方有實行，實行乃為真知。有真本體方有真功夫，有真功夫乃有真本體。行足以兼知，未有能行而不知者，知不足以兼行。「知與行」離不得，知之明則行愈勇，行之實則知益精。
古聖先賢所講學而有至效者，其命所在，在實體而躬行，今之治學者，訓詁文章而已耳，故學雖成，其於社會人群無裨益也。汝等於修身學道的過程中，事象日新，物理無窮，必繼續努力，不可中止。故曰：「學不厭，智也。」天地無私，物我同在，人道莫大於博學而後教不倦，即博學循序之實踐，所以力行也。人能力行，運廣大博學精微之智慧，以立身行事，則君子自強不息，於焉實現矣。
海潮聖人
述「恒心」
天下無難事，只怕無恒心。有恒心，難事亦易；無恒心，易事亦難。故曰：恒者，乃持續不斷貫徹始終之謂也。蓋天地之象，不恒無物；事業之象，不恒無成。
古人曰：「日計不足，月以計之，月計不足，年以繼之，持之久，恒之貞。」貞固不變之氣質，為養成恒心之要素。一個人之偉大成就，皆非一蹴可成，因事業成功之歷程，必有其所遭遇之困難，而遭遇困難所阻時，其能否克服，全視其有無恒心以為斷，其恒心愈大者，則其成功也愈大。
故為人做事，必須有恒心，有毅力，不怕艱險，不怕困難，有不達目的決不終止之信念，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也。
惜以今之世人，往往對於事業，稍受困阻，即廢然中止，盡棄前功；抑或好高騖遠，見異思遷，似此意志靡定，有始無終，焉得有成？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如棄井也。」此古聖先賢諄諄之誡，為人豈可無悟乎。
翻開史冊，所謂聖賢豪傑者，莫不有其不朽之功勳與事業，照耀千古，留芳後世，此不朽之功勳事業，皆非一朝一夕之勞而能倖致，乃不知歷盡幾許艱辛，於無數困苦之環境中，不斷磨練而成。所謂「泰山不厭拳石，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有此滴水穿石，磨鐵成針之恒心，必能竟其功，而成其業。
故為人要養成一種事業之恒心，然亦要養成一種不求速成之心理，蓋欲速則不達。故曰：效欲其速而功不欲其速，功欲其速而果不欲其速。早熟則材小，大器必晚成，所積者厚，則所成者大，日積月累則歲不同，是以君子恒之為貴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易象曰：「恒亨，▲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而見矣。」是以，凡事成於有恒，而敗於無恒。
古諺曰：「有志者，事竟成。」志者，亦恒心也，故人生不患事業之不成，患其無恒也。「貴守恒以俟成，抱一以守終」者，此也。
第二章 自持
教化真人
論「內省」
自古以來，所有學問高、道德厚的人，大多都特別注意個人的內省和改過。內省就是從內心上時時檢討自己，一切體察的工夫。
孔子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孟子說：「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又說：「有人於此，其待我與橫逆也，則君子心自反也，我必不仁，我必無禮，此物奚宜至哉？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也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以上所述皆所以說明內省工夫。內省的作用，是在求發現自己的錯誤，有則改之，無則更以此自勉，能如此，自然會使德業日進。
內省工夫與克己工夫有密切關係，僅有內省工夫而無克己工夫，則內省也就失去實效。所以王陽明便把內省與克己工夫連為一體而言。
王陽明說：「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心，逐一追究探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息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
內省的工夫，是要從動念的時候做起，換言之：當一個念頭興起的時候，即應予以省察一番，是善是惡，先自心中有正確的判斷。要完成這種工夫，當然凡事須先省察自己的不是，才能為功的。
王陽明教人：「凡事先須省察自己的不是，克治自己不當的念頭。」這是一種極深刻的人生經驗，因為世人往往是忽略自己的病痛。
先哲云：「人各有抵死不能變的偏質，慣發不自由的熱病，要能有痛恨之志，密時檢點之功。」天下難降伏的，難管攝的，古今之人都做得出來，不算難事。
唯有降伏管攝自己卻極為困難。所以古聖先賢，進德修身的重點必放在自我內省克治上，就是要人時時檢點自己的過失而加以改正的意思。
所謂：「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得他人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便有長進。」的確，人是愈覺自己有不是，能時常下這種功夫，則終能以患難時心以居安樂，以深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以不測視無事，如此當可無往而不宜了。
內省的功夫應該切身力行，而不可單講理論，所以說：「讀有字之書，卻要識無字之理」，事理並不盡在語言文字中，而在日常行事上，所以修己與化人不可分。內省的功夫乃隨事可盡，隨時可盡，隨地可盡。內省工夫在修養上來說，可靠的針砭只有發諸內心自我省察，能如此，處處便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了。
向來君子小人間之差別是極微少的，習於向善，勇於改過，便是君子；因循苟且，溺於自是，必流於小人，這是很明顯的道理。
並且內心的省察也是大徹大悟的起點。
北海老人
談「克己」
中國人傳統的修身工夫，最講求克己，實因凡是一個人，便難免有些嗜慾，如順了嗜慾的自由發展，不加克治，必至悖禮犯義，不可收拾。所以，人慾橫流，成了社會罪惡的根源。論語曾有「克己復禮為仁」的一句話，是說克己才能復禮，復禮才能為仁，而克己實即為一切德性的根基，一切自由的泉源。
人必須克制本能的衝動，才能充分發揮高尚的品格。吾神謂：「人必須統治自己的靈魂。」偉大的成就和事業，都得經過一番嚴格的自我歷練，而非輕易獲得。明朝羅念庵說：「處處從小利害克治，便是克己實事，便是處生死成敗之根，亦不論有事無事，此處放過，更無是處。」一個人小處不加克治，大節便不堪問，所以說：「此處放過，更無是處。」克己的效用，就是能表現大丈夫氣慨，掌握收歛身心，省察是非和抉擇善惡之道。收斂要本乎存養，省察要本乎辨別，抉擇則本乎明智，離開這三項原則，克己便無從下手，做人也便無是處了。
因為一個人立身天地間，應放腳在公共的場所，一毫私慾著不得。所以，平日有些惡習，易於因循苟且者，必須立定決心，即刻斬去，切切實實，不容放過。比如煙抽得太兇，酒喝得太多，貪圖口腹之慾，耽於聲色之娛，或待人處事，好佔便宜等，必須作合理的節制。待自我訓練克治有了成效的時候，你便會發覺，自己是一個有素養的人，於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深入廣及於道德方面。例如，你應該抱定決心，便能完成你的責任，不管外人如何中傷你，而你從不損及他人；不論遭遇多大的刺激，你能忍住性子，不輕易發怒。先從小事著手，久之，便能克服較大的困難了。終有一天，你會發現自己於不知不覺之中，內心已養成一種力量，革除了從前那些不良的習慣。這種功夫，實由日常克己功夫而來。用堅毅克己的功夫，所獲得的成果，使人生出一種無法形容的充沛與滿足的感覺。也只有受過自我訓練克己功夫的人，才能領會出克己的一番心境。
人易犯一個最大的錯誤，相信「財富」與「幸福」成正比，認為最美滿的生活，必須擁有大量的物質才能得到。尤其在物質文明日趨發達的今日，世人儘量享受，「克己」的觀念，幾乎在世人的心目中已不復存在了，腦子裏所想的只是：「我怎樣使自己享樂？」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才肯工作，娛樂反成了真正事業。人求進步，當先求其「克己」，然後痛下決心，萬不可聞譽則喜，聞過則憤。曾文正云：「凡喜譽惡毀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欺世盜名是何等的罪惡，自愛之士，斷不肯為。
要挽救苦難的世界，不在於欺世盜名或奢華、享樂，以及賊身戕性的舒適製成品，而要依賴每一個人的克己的完成。人為萬物之靈，雖然征服了世界的一切，卻征服不了自己，那就永遠體會不出真正幸福的滋味。
無上地母至尊
談「儉素」
好逸惡勞是人之通性，愛享受、畏辛苦也是一般人的弱點。但逸樂流於浪費奢侈；勞苦導致節儉樸素。儉素是美德；浪費則是罪惡了。
生活要到什麼程度才算儉素？這必依靠一個社會的生活水準的來衡量，不得以個人財力來做準則。晉朝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他自己以為已很儉素了，但在別人看來卻豪侈驚人。收入微薄的人，謹身節用，再加上知足，仍可得到快樂的生活，而富豪大家，多求妄用，日費萬金，仍是得不到滿足。難怪司馬光說：「由儉入奢易，由奢返儉難」。
儉素或奢侈，都是一種風氣。禮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所云「示之」即政府領導階層之提倡。昔漢文帝在位卅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做露台，召匠計之值百金，帝曰：「百金中十家之產，何以台為？」遂罷不做。其儉素之風為天下先。張安世在漢，貴為公侯，食邑萬戶，所著身衣皆妻自紡織，家僮數百人，皆有手技，以事生產。漢室君臣如此，無怪漢朝國務鼎盛。
明太宗之儉素也是感人的，所服裹衣，袖已垢敝，納之而見群臣。有贊其德者，帝嘆曰：「朕日更新衣十襲，亦未嘗不可，但自念人應惜福，故每洗濯至再。昔皇妣躬親補緝舊衣，皇考見之曰：﹃皇后居富貴而勤儉若此，正所以子孫為天下法。﹄」貴為皇帝，倘儉素如此，是以明朝之初，天下亦大有可為。
富人談儉素，絕對不可做偽。即使其本身能儉素，而仍須防家庭中發生問題。曾文正公曾說過：「節儉之事，尤須驗之於內眷。」其日記中曾記一事：「聞家中修整﹃富厚堂﹄，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耗費如此，深為駭嘆。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為仕官之惡習，誓不為之，不料奢靡如此，何顏見人？」如曾文正之嚴正，家庭中有妄用現象，何論其他？所以說儉素須先從家庭做起。
儉素絕不是吝嗇，富人想不做守財奴，必須懂得散財，這對人對己都是有利的。昔范蠡浮海出齊，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以其賢以為相，喟然曰：「居家至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聚財是本領，散財尤須有見識，如范蠡者可說是懂得用錢的人了。
世家弟子往往是奢侈的人，也往往是吝嗇的人。這是因為他們自奉厚，待人薄的緣故。曾文正訓其子弟說：「凡世家弟子，衣食起居，無一不與寒士相同，庶可成大器，若沾染富貴習氣，則難望有成。」這是一針見血的話了。
世人往往在福中不知福，受福不可享盡，享盡則折福，故為人當行善以求福，儉素以惜福，如斯方能長久。諸位處此物質文明的世界，若能節衣縮食，養成儉素之風氣，進德修業，始能立不朽之根基也。
華陀仙師
論「安分守己」
人生在世，如能安分守己，自能守身如玉，而不屈己以謀富貴，枉己以求人。顏子能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此顏子之能安分守己也。世間事，不如人意者十常有八九，若有挫折即自怨自艾，心灰意冷，甚或自暴自棄，怨天尤人，則連最後的一線希望，亦隨之喪失矣。老子所謂：「大器晚成」，孟子所謂：「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即是勉勵後人，無論遭遇任何艱難困苦之惡劣環境，皆能不灰心，不餒志，抱樂天安命不艾不棄之心境，始終以一往直前的勇氣去奮鬥，即一切不如意的事，亦能守道藏用以待時也。也就是說，忍得最後之勝利，即是在使你能瞭解現實，把握現實，在現階段的時代中，能以樂觀進取的態度處之，以安分守己而待之，自能否極泰來也。
莊子之處世哲學，亦所謂依乎天命，因乎自然。又云：「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後之，是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細究其意，所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亦不外乎安時處順，樂天知命之意。
孔子有言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能樂天知命，則自能不怨不尤，不忮不求矣。能安分守己，樂命達觀，則自胸襟開闊，精神愉快，無處而不適，無處而不安矣。孔子所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然不以其道得之則不為；貧與賤是人之所惡，然不以其道辟之則不去。」而其所以能不為不去，則基於安天樂命之素養，始能竟功。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當其困於匡也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為人不但其得失能安天樂命，即死生亦然。故子夏語司馬牛曰：「商聞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莊子有言曰：「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惟，一個偉大的成就，雖不可不抱安之於命，聽之於天的態度，然同時必須有盡之在我的態度。即必須抱持諸葛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體天行道，自行自為而不止不息之德，力行而為，為之而能守己安分，方能做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之工夫。古聖所謂內聖外王之學即此也。
人之心情，多生於暴躁，究竟如何才能使自己安分，對症下藥？余謂：千萬不要硬學英雄氣魄，是容易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因為一個人的內心不安，其根源多來自於事理見解不透徹，因而疑難重重，如果鎮定不夠的人，即易偏斜歧見，所以一個人在進德修業，修身學道的過程中，必須「窮理致知，安分守己則有定。」以求自心之所安，並揆之天理為順，達至凡事知止而有定，定而能安，安而能慮，慮而能得的大學之道。
詩曰：世事紛紛滿眼前。安分守己且隨緣。
身貧知足為清福。家富失仁近禍邊。
淡飯儘堪充一飽。錦衣焉得幾千年。
人間最大惟生死。白玉黃金盡枉然。
普化真人
談「磊落」
凡是一個光明正大之人，必定是一個心地坦白的人，所以「光明磊落」便成了形容大丈夫的好字眼。所謂「磊落」就是坦白。文心雕龍：「並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磊落與慷慨並稱，皆形容人的心胸寬大。磊落又有磊磊落落的說法，有分明不相混雜之意，古樂府有「磊磊落落向曙星」，及「磊磊落落挑初結」之句，其實也可以形容人心地之光明。
一個胸懷坦白之人，臨利害得失必無憂懼之心；又因心中泰然；對得失也就無計較之心。但這種泰然與坦白必先有「知命」和「克治」的修養才可得到。昔陸象山之兄復齋先生與陳德甫書云：「須磊磊落落作大丈夫，淨掃平生紕繆意見。」可見心中磊落才能有正大的作為，使心中一無愧懟。
朱子答張南軒論陸氏兄弟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要其操持謹質，表裡不二，實有以過人。」表裡不二是誠實，是光明正大，也是光明磊落的實現。本身如不能淨掃紕繆，便不能直以對人，也就不能稱大丈夫了。
做人應磊落，做事亦如此。如果一個從政之人，視官事如家事，守公法如著龜，待僚友如兄弟，則其心胸必然磊磊落落如長松老檜，不怕風雨震撼，而其任務也就必可勝任而不在人後。宋之葉湜，仕遊宋文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為人磊落坦白，無所諱隱；每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皆可語妻子。
心胸磊落的人，處逆境如處順境，必毫不在意。蔡元定為朱子門下第一個弟子，慶元中韓佗冑禁偽學，御史沈繼祖奏云：「朱熹簍鼓後進，牧昭四方無行之徒，衣褒帶博，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為妖，乞送別州編管。元定聞之泰然自若說：「化性起偽，惡得無罪！」遂謫道州。文公與諸所從遊者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唯元定不異平時。文公因云：「有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屢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部流血，至春陵，遠近從者日眾。伊嘗貽書訓諸子云：「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恪守真理的精神，足以表現其磊落的心胸。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謂蔡元定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心安者、義多者正都是光明磊落的條件。
「不但求事事過得去，且要求心安理得，無所愧懟。」又：「志氣欲高，識量欲豁，造詣欲深，見解欲實，磊磊落落，光明做人。」上列幾句話贈與諸生，期望諸生以天下為己任，就有道而正焉。共勉之！
莊周仙翁
談「緘默」
不只是為了「言多必失」的理由吾人才認為緘默是一種難得的美德。事實上，任何一件事情，如果能把內心的理想多加涵蓄，往往才能表達更完美的意見。所以「一吐為快」的快樂，只是把事理含容成熟的人所可體會。
凡事三思而行，言語尤要慎重。朱晦庵敬齋箴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瓶水之傾，不可再收；口言之出，不可復追。這種戒慎之辭，教人的啟示是很大的。為人應貴乎沉默恭敬，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行實為做人的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語豈可不慎乎？
不論在任何情形下，多言常是害多益少。墨子：「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蛤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震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墨子把多言不當的人比做蛤蟆蛙蠅，可說是極深刻的諷刺，但是他又把懂得說話的人比做鶴雞，卻是無上的獎進。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可見緘默是要得其當的。
緘默除了能幫助人深思熟慮之外，最重要的還能幫助人守信用。為人要能體會到「一言之重侔於千金」的意思，定必一語不肯輕易出口。三國時會稽有個卓公行，篤信默默，言不宿諾，與人期約，只要一經說定，雖遭暴風雨雷冰雪，無不必至。有一次，他從建業回家，告辭於諸葛恪，恪問他何時可以回來？公行答為某日可回，後來到了那天，恪請客會食，停而不飲，專候公行。當時的賓客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行，這次卓公行必然要失信了，但須臾公行竟至，一時在座無不驚嘆。
荀子說：「贈人以言，重於金玉珠寶。」這也是緘默的人所抱持處世待人態度。反之，巧言令色便不免流於小人了。唐朝潮中李林甫最善於說話，每與人甘言，誘人之過，然後潛之於帝。初時人們不知，多受其愚弄，後來他的口蜜腹劍終為人所洞悉，所以人人憎惡，異口同聲的詆之謂「肉腰劍」，沒有人敢再信任他。西哲的名言：「你可以欺騙一個人，也可以欺騙所有的人於一時，但是你不能永久欺騙所有的人。」這正是李林甫之流的寫照了。
一個人，在反省、自責和改過的過程中，如能默默不語，在公義之爭上，卻能侃侃而談，綽有餘裕，言辭之間，特別動人。孔夫子對說話的藝術，曾下一原則性的解說：「辭達而已矣！」的確沒錯！在生活的奮鬥上，為人應該緘默以赴，在表達心智思想或維護真理上，卻要盡量的求其辭達，這就是正確的言行之道也。
王陽明夫子
談「持守」
持守是數千年來儒家最講求的事，因為其中實包含了做人的基本道理，先儒言之最切也最詳，此點由儒家經典中多半與此有關，即可知道。持守之方雖是繁複多端，但有一個大原則，似乎是極重要的。那就是一個人立身世間，必須把利害得失，及一切好壞看得淡泊，則此心自然不為之動，而所為持守者，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就是遇事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怕也就難以遏止。古人言：「人心如火，遇木則焚，遇事即應。」就是這個道理。假如一種不當的意念，未能克制，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也就不是持守之道了。
看開利害得失及一切好樂，非達觀者辦不到。昔蘇東坡言：「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這句話便是達者之意。吾謂：「求學不在名位，聖們效力不在求神庇祐發財，世上有人同流合污以為通達，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吾深惡也。」這就是深刻之持守的良方也。
有人說：「人生是一連串永不休止的挑戰。」這句話雖然有點刻薄，卻也對現實人生做了一番說明。的確！世人自呱呱墜地起，及不斷地接受種種挑戰，危脆的身心，無時不遭受種種衝擊。人生旅途中，有因受不了種種的打擊而不能持守下去，有人為了求得功名利祿而用心機，也有人自由自在地與世無爭。多數人處於順境則喜則樂，處於逆境則憂則嗔。身心隨外境而隨波逐流，永遠如風浪般地起伏不定，無有休止之日。如何在這紛擾不已的世間，安住身心，講究持守之道，把利害得失及一切好樂看得清楚，及此心自然獲得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活態度與人生觀，實是有心進德修業之人所必須體察的。惟有尋得持守之道，依之而行，才能對這多諍的世局，提供持守自處之良方也。
濟公活佛
論「身心的安頓」
凡是刻苦沉著的人，必定心地後重著實，深有根基，意志也一定是非常的堅定，如此才能成立不朽的功業。且看古時的賢哲講究「動心忍性」，也就是要求人在貧賤患難上立得住腳，克治暴躁，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聖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這句話在處世待人上，確有至理。身心不安頓則終日擾擾於利害之中，絕不得立志，也就受不住時代的考驗。
要想身心安頓，必須對人生看得開，首先必須打破成敗貧富的得失觀念。所謂：「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勿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在此所謂的隨遇而安，並不是苟安，而是涵養本心，不為事物所勝，也就是人生自重的意思。世事雖是萬變紛紜，但人處之卻有一個不易的道理存在。那就是宅心忠厚誠實，知其不可為而為與不計成敗的心理。正如古人所說：「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鬥力，不惟不勝，亦兼不可勝。」人世間是善惡永久相爭不息的地方。彼以慳吝狡偽之心待我，而我以正大光明之禮待人。身心能向這種地方安頓，才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明朝有位賢哲吳康齋，嘗作對聯自我警惕云：「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人要想立定腳跟不屈不撓，使身心有所安頓，必要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遊心於平淡不撓之地，再經常以先聖先哲之嘉言懿訓以沃潤，必定可見其人進德之速，必是日新月異的。
身心安頓是偉大人格成就的先聲。大凡人心歪曲，正如明鏡蒙塵，人如能息妄，則心地定靜清明，必然可期。人心的本體，本來可由自己操持的，此說可由日常經驗察知。當一個人靜坐時，妄念雖萌，猶未臨境，故易起易滅。應物之時，念與境交，易於受物慾之染，故一起難滅。由此察知，身心安頓的功夫，就非常的重要。
「忿心初起則必懲，欲心初動則必窒，見善則必遷，有過則必改，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求自慊而後已。」這種克制的功夫，有心向道之人，是不可或缺的。人在學道向善的過程中，行於外的是改過遷善，隱於內的是正心誠意，亦即此所謂的身心的安頓。因為人心是奔放的、變幻的，不加安頓，便奔如野馬，遇境則應，心既奔放，改過就成了極困難的事了。
「心為身主，身為神舍。」身心二端，原樂於會合，苦於支離。故赤子孩提，欣欣常是歡笑，蓋其身心猶相凝聚。及少小長成，心思雜亂，便有愁苦，世人於此，隨俗習非，往往馳求外物以圖安樂。胡不思外求愈多，中懷愈苦，老死不能覺悟，而終生受物慾纏擾不已，而不能自拔。這是最不智之人。所以凡事學道漸漸有根器之人，自然在耳染目睹之中，或見宗教善書，或聽宣聖道，憬然能夠覺悟，自尋彼岸，則其人不論過去如何之惡，這個人仍是可佩的，品格亦毫未貶低！
延平郡王
談「慎言敏行」
嘗思人海蒼茫，世事多變，人生的過程中，充滿了荊棘和絆索，稍一不慎，非但身敗名裂，甚至禍及家國，推其原因，實不出「言、行」二字。言不慎，行不敏，雖有無限才華，終必一無所成，碌碌一生，與草木同朽，豈不痛哉！古聖先賢皆以「恥其言過其行」以為行事準則。蓋因其能深明大道，知言過其實，徒擁虛名，非君子所當為也。
楊子法言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言語的確能表現一個人在本質上的優劣，而知、情、意三方面的發展，通常也都由語言以見一個人的概念。所以君子小人之辨，往往顯現於一言一語之間，說話之當慎者在此！言語在善惡上的判斷，係根據於說話人的道德涵養。所以忠信自重之人，必講求「勿道人之短，勿道己之長。」荀子所謂：「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一句話出口是輕而易舉之事，但是一言之傷人卻重於刀斧。明乎此，則仁厚長者，必出言慎重，所言者乃至公之言，至真之理；不言則已，言必金玉，凡未經熟思之言，一定不能訴之於舌端。
事實上言語也真是一件難事，喜怒哀樂，情感的衝動，最容易使人言不由衷。因此，求言語謹慎，必須在性情上用功夫。性情功夫涵養得好，說話自然得體。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則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說話必須要認清對象。在如何的情形下，用如何的判斷，才能不失人也不失言，這不是簡單的事，而是智者的行為。言語之可貴不在乎繁多，而在乎他所要表達的意見是否得體得時。如果說出話來令人不解，或是損人利己，則言之不如不言。
當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言語談吐之間，爭端時起，此皆不知慎言之道也！語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汝輩學子，能不引以為深戒乎？言而不行則事不成，又何能修身進德而望其成道耶？孔子曰：「力行近乎仁。」凡人行事，絕不可稍有苟且因循之圖，應努力不懈，奮勇向前，而修身學道，行諸善事，見利不先，赴義恐後，則仁必在其中矣！知而不行，亦為今人之大病。汝等既入道門，見一善事，即應立刻為之，畏事不前，絕不該有；再加上雖挫不回，雖敗不餒之毅力，則可謂敏於行矣！
教化菩薩
論「防微杜漸」
人大多樂為不拘小節的英雄，不樂為慎獨謹小的君子，原因就是自恕甚易，自責甚難，對於個人言行上的過失，尚存因循姑息的態度。其實在這世界上，不拘小節的英雄，百不得一，而不拘小節的凡夫，則十有八、九。英雄不拘小節，只有對社會產生惡劣的影響，比如一般人不注重公德心，結果卻造成環境的污染及生態失去平衡等，影響人類及生靈至鉅。此及所以在做人上面，防微杜漸的功夫，仍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古人嘗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可出入。」這句話已成為意志不堅，明知故犯者因循的藉口。事實上，世上根器薄弱者多，自治力強者少，耳薰目染，隨俗流遷，小德出入既多，大德踰閑也就必不可免。所謂姑息養奸，實在值得人警惕。
小過易知但不易戒，這種經驗恐怕人人都有。曾文正自述戒煙、早起、日記三事，為一生最難為者，以其修養之深，毅力之強，尚感這些小事為艱難，凡人又當如何呢？人為不善，多自恕為無害，實不知宇宙雖大，萬物可容，而容我一人不得；小過不改，積大過可成大惡。
修身之道與養生之道極為相似，在人的健康上來說，一二日的風寒或疥癬，其事甚小，但推究治病的原因，則知其為身體衰弱，不講養生的結果。如不設法補救，積其流弊，即後日不堪設想。近世醫學常識豐富的人，多知經常檢查身體的重要，這也是防微杜漸的意思。同理，為人日常細行的失檢，也往往不能自知其嚴重性，但等到細行的屢屢失檢，即是惡習養成已深，如此則自治薄弱無力，想求品格的完美也就甚難了。
人的過失，應在其已發的跡象上，推究其所發的根源，然後自省自克，改過遷善，始能長進。
古云：「充纖毫涼薄之心，可以弒父；充纖毫陰黠之心，可以賣國。」不要以為自己些許過惡，不關緊要，如果惡習既成，積重難返，就算能以不拘小節自恕，也是絕得不到任何人的原諒了。
曾參夫子
論「修德」
中國道德思想，除了重視人之本有的良知良能之德外，並且非常重視人的修養功夫。何謂修？扶正之意。何謂養？培育之意。合而言之，就是一種不斷的扶正培養之功。人之德性，要依賴於不斷的修養，才可以日日精進，趨於圓滿充實，發為高尚的德行，否則人之良知良能的德性，會有汩沒無存的危險。
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故孔子聖人也，其偉大品格，自己認為是由於不斷的精進而成。他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若聖與賢，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云而已矣！」
孟子聖人也，也自認他的長處在養氣。有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人之所以需要修身，是因為人之稟賦，或有所偏，而本然之良知良能的德性，又有時為物慾所蔽的危險，故須講究修養，以去昏塞之思。
張載云：「立本既正，然後持修，持修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雙修，此合內外之道也。」
朱子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質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或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須明之，以復其初也。」
王陽明云：「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耳，其體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
又云：「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母自然知孝，見兄長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之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故須用格物致知之功，勝私後禮。」
雲遊菩薩
談「自尊自重」
孟子說：「自暴者不可以有言，自棄者不可以有為。」這兩句責人上進的話，觀察的確透徹。人苟陷於自暴自棄的情況，即是自置於萎縮卑鄙之境，凡是趨承奔走、仰人鼻息，既不能再保有自尊的觀念，同時也就不能自張進取了。
吾所謂自尊心是合羞惡之心與進取的志氣而成的，一個人想要立於己所欲立之境地，屹然獨立，不偏不倚，非在心理上有自尊自重的基礎不為功。事實上，人生在世，欲為蒲柳即是蒲柳，欲為松柏即是松柏，成敗關鍵完全再於自覺之一念。
在許多倫理道德之中，自尊心是品格上進的不二法門，其存在與否，關係人品善惡最大。凡是具備獨立自尊的人，必有下列幾種優點：
一、善與人交，雖常敬人，但不肯枉己之所信。
二、能自治，凡應守之紀律，不待勸而能守。
三、重信義，不欺己，樂於助人，對一身一家一國乃至於全人類，能盡其應盡的責任。
四、不為天然力所左右，而能利用，以增進人生之幸福。
由此可知，為人僅能自勞自活，修身齊家，而對社會未盡其義務者，不得謂之自尊之人，其當然為情慾的奴隸。不能自治，黯昧於事理，為他人所左右，為境遇之不幸所牽縛，以至於失去恆心者，更不能稱為獨立自尊之人。如此說來，自尊真可說是難以修持，難能可貴。
自尊之道，包括自愛、自治、自立、自任，是極複雜的一件德性。但其主要的問題，還是看你能否自重。自己如果具有遠大的志向和能力，而不自棄，經過合理的發展，即是「自立立人」、「勇於負責」，進而追求個人人格的完美。如此便不難求得皚皚冰雪的志節，落落雲鶴的精神，壁立千仞的氣慨。不論在心理上，在行止上，都算自尊的完成。反之，如果只是妄自尊大，在表面上趾高氣昂，再本質上卻是易盈的小器，那只不過是暴慢倔強者流，與自尊是無關的了。
自暴自棄的人生活隨便，敷衍苟且，甘居下流，不求長進，在社會上是庸人，在人類中是人渣。古人說：「哀莫大於心死。」無自尊心的人，及沒有了心，亦即心死了。心死，自尊自重自然用不出來，可哀之事，孰有逾之？所謂「人為萬物之靈」，就因為人是有自尊心的動物，人有了自尊自重，行動才不致胡做妄為，才有歸趨。譬如諸生進入聖門，欲挽狂瀾，霖雨蒼生，作中流砥柱，於自尊自重之致意為要也。
太上道祖
述「嚴以律己，恕以待人」
與人相處之道，應有「嚴以律己，恕以待人」之修養。一個人若能對自己嚴加約束，將自己的私利慾望忘掉，而完全的秉持仁心為他人著想，愛人敬人，寬恕人之過錯，久而久之必定也會得到別人的禮遇與敬愛，能如此則其人的立身之道就可以實現了。
一個君子日常所行所為皆以「存心」為本，「正義」而動；能夠存心，及能得仁，得仁而人愛之；秉正義即能合義，合義則人敬之。如此嚴謹篤實地約束自己，寬恕別人，則別人受其感化自然就會趨向於至善的境界了。
孔夫子訓示世人，做人首先要「正己」，其次「推己及人」，由本身而向外擃展。為政之道亦然，為人君者必正其身。所謂「政」，就是「正」；所謂「治」，就是「推及」；能對自己責之深，律之嚴，防己作惡，勸人為善，自然寬恕待人，人受其恩德之感昭，必猶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然後才能止於至善。無為而民自化，實是為政當然之理，如堯舜之政，其所以無為而天下治，功成而道著，也莫不本於這個原則施行的。
余謂：今之世人若能真愛自己，必責己以嚴，求己以切。其德明身正，而後推己及人去愛大眾，恕以待人，德行必會日益顯著；若只顧個人私利，縱情傲物，對別人責之深，罰之厲，必將遭至眾叛親離。所以唯有嚴以律己，恕以待人，推而廣之，則雖胡越也將因此而融為一體了。諸位學道修身，切記「嚴以律己，恕以待人」，以此存養，才能繼續提升吾人修為之境界。
朱熹夫子
談「近思遠慮」
以心繹理為思，思有所圖曰慮。處世之知，複雜萬端，一個人絕難避免心中有所思慮，可是講求克治修身的人，又以思慮過多為病。所以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使心主不定，這是認思慮為有害的話。王荊公語：「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則是主張人應慮謀周密的意思。此外，關於思慮的問題，宋時曾有人請教大儒許衡：「心中思慮多，奈何？」許衡即回答說：「不知所思慮為何事？果求所當知，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在自知之耳。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這可算是公允之論，人的思慮能不著私慾，便不算惡事，由此可知了。
賢者治學，常常要思慮有無進益，宋人趙淓嘗受業於九江黃楚望，研究春秋心得。黃楚望告以「窮經之要，在致思而已。」趙再問致思之道，楚望曰：「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這純粹是一種治學的懷疑精神，是值得推崇效法的。聖人早有「學而不思則罔」的話，質疑致思是求學進步最主要的條件，不可不求。
思慮雖是頭腦作主，但也頗受環境及身體的影響。中國人常說的「文窮而後工」以及「裝滿肚皮頭腦便空」的話，這是講人在逆境中是思想最活躍的時候。王深寧雜識云：「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險薄之習成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非僻之心生焉。」故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飽食終日而生非僻之心的人，當然只是一腦子不正當的私慾。私慾、私慮是極接近的，所以應該先行克治。
思慮往往令人心起波瀾，不能平靜，這也限於思慮而已。私慮不少，私欲不斷，畢竟是未曾靜。萬里默約語云：「學問養到氣下慮平，當前便覺宇宙廓然無一絲間隔。」
思既是以繹理為主，要切近事實，慮既是企圖周全，當以遠大為要，所以論語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說法。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慮之所發必謹，志之所趨必辨。為善不為利，為人不為己，為君子儒，不為小人儒：此學之本。」又說「思欲近，近則精；慮欲遠。遠則周。」此近思遠慮之說，不但讀書求理應本之，即處世為人，普化群黎，亦不可須臾離，能如此則必可收事功之效。思由貴在能思其不可思之神思，慮貴在能慮聖功神化而深入，表裡洞澈，清明在躬，神悟無方，會於象外，而得其圓中神思，以無思為思，無慮為慮，無功為功，無為無言，而與道同化，則自能無憂，萬事生乎「近思遠慮」也。
詩曰：
遠慮近思好把持 善心自可報榮施
居仁快樂尋常事 體道辛苦別覺癡
真假須從實處辦 是非應從行分離
外王內聖通高閣 眾醉還能慎克知
邱長春仙翁
論「自求多福」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自求多福」為世人完成其人生之第一最高原則。故太甲曰：「天作孽由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道家言：「我命由我不由天。」即「命自我立，福自我求」，亦即禍福無門，惟人自招之意也。為聖為凡，全在自我一念。故古聖謂：「聖狂之分，在乎一念。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為福、為禍、為成、為敗之道亦然，故曰：「德自我修，聖自我作也。」
孔子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大丈夫當自立而不求人，方為大丈夫之道。若欲「人立立我，人達達我」，則為依賴他人而立，便為小人之道矣。貧不足恥，貧而不能自食其力為恥。賤不足羞，賤而常有求於人為羞。夫能薄天子，傲王侯，輕爵祿，賤功名者，在我能無求於人耳，一有所求則必自輕，而亦必見輕於人矣。故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陸象山有言：「人貴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腳跟，學人言語。」即是說：人貴自立其我，自重其我，如是方可見我自己的生命，見我自己的精神，見我自己的人品，見我自己的光輝。模仿他人，依賴他人，總不能見我之存在。既言自立，豈得求人而立。自古以來，偉大人物之所以成為偉大者，全在其在天地之間，一切能自作主宰，以頂天立地而存在也。何況世間事，凡在己者皆可靠，在人者皆不可靠。孟子所謂「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在我者也，求在內者也，而非求在人，非求在外者也。
天下事，總要自立自強，要反求諸己。所謂求己者，即君子之中立不倚也，即君子之自強不息也。凡在危急之時，只有在己者可靠，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於此諸生當知，吾神強調之意所以自省者也。「人到無求品自高」、「無欲則剛」，一個人總要用自己的雙手打天下，用自己的雙腳走天下，用自己的汗洗天下，才是大丈夫行徑，正如俗話所說：「兒要自養，穀要自種。」「好漢不吃嗟來食，不用趟來錢。」自古大英雄豪傑，其在世界歷史上的光輝，無一不是自我所創造也。
詩曰
己立立人學聖賢 自求多福尚書篇
清心寡慾心常泰 縱欲昧心慾莫填
佛說明心可見性 儒言養性以知天
好男不吃嗟來食 富貴功名若浮煙
何仙姑
談「善處逆境」
人生如意事少，不如意事多。吉凶悔吝相互循環，但行事措施得宜，是即謂吉，過則為吝。所以事情之順利與否，其根本仍在自己。
大凡一個能成功的人，就是永遠不受環境所支配，雖任環境擺佈，卻不屈服於惡劣環境的折磨；任情感來磨練意志，但永遠不沉溺於自憐自哀的心情中，而能克服困難，積極努力邁進，認為困難的環境才是磨練意志的良機。所謂「百折不撓」，就是說環境屈服不了艱毅的奮鬥者，「萬草之下或有蘭香；茅茨之屋或有良將。」便是最好的註腳。
逆境是人生必有的過程，一個人在是不順利時，首先要慎言。言多必失，說錯了自己，為害猶淺；說錯了他人，招怨必深。本來為人處世，皆須慎言，尤其是在處世臨成敗之邊緣者，對此更應留心慎重其事。其次是要時存戒懼之心。所以說「做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左右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憚，則過失必不大。」大凡一般常情，多是放逸者多，放逸及招引禍患之根源。古人處閨門如臨大賓，在暗室如對神明，終日兢兢謹謹，都是居心遠禍的意思。
世人大多對於逆境的看法，認為是不利己的，其實不然。吾謂「逆境進德順境誤人」，這句話確實值得深思。因為人在逆境中，常受到外來的刺激，可以磨練自己。有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一個人不磨煉，何來勁挺？不磨礱那能發光？所以說，逆境非但無損於人，且是有意於人了。
諸位必須記住，逆境對人並非摧殘，實乃磨練，為人更不應該讓環境支配自己意志，更應該主動去主宰環境，及要做到「英雄造時勢」不要靠「時勢造英雄」。
逆來順受是一個人堅忍的表現，唯有持逆來順受的態度，必可消災免禍。如果怨天尤人，反而無補於事。所謂：「好漢打脫牙混血吞」便是處逆境之道。
境遇無定，人心亦無定也。吾謂：「非無定也，在庸眾則無定，在聖賢則有定也。」惟其無定也，處逆境則怨天尤人，窮愁潦倒終日，一旦得志，則溺於聲色，淫於富貴，晏安酖毒，以戕其生。惟其有定也，處於逆境，則志以挫折而益堅，才以磨練而益顯，氣以抑塞而益伸，德慧術智，爐槌於疢及而益不可及，而人生遠景必有無限希望也。
際此人欲橫流末劫之世，學道者如能善處逆境，時時屢於中和大道之中，刻刻心存天理，出迷入悟，去妄存真，此則進德修身之要道，各自慎思之可也。
金闕主秘駱
述「和而不流」
和而不流是屬於意志方面的事，和氣待人而不同流合污，必須意志很堅定的人才能做得到。人若意志薄弱，便不免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欲東拉西扯，毫無自主的人格可言。如再交上不良朋友，相率趨下，這個人便算完了。一個人在極端複雜的人世間，能永久堅強不變自己的操守，在窮困危難之時，而不改其生平的志節，便可算得是一個頂天立地之人了。
古云：「三軍可以奪帥，而匹夫不可奪志。」可見意志是由自己做主，與他人是無關的。所怕的是自己做不起自己的主，形成意志薄弱的毛病，那便危險極了。所以說，為人自覺之道，首在立志。志者，發之於己，而非可見奪於他人者也。
世人常說：「我非不欲立志，奈強橫加我，時勢迫我，境遇苦我，所以使我頹廢若此。」誠不知所謂志者，正在制此強橫，創此時勢，戰勝境遇，有此能耐而後志之名乃稱，志之事始完，志之實力，乃可使人共見，否則皆得謂之無志也。
待時會之來，乘之以自見於世者，因緣際會而已，非志也。仰他人之勢力，利之以顯吾身者，僥倖成功而已，亦非志也。吾神所謂之志，乃預知其當然之理，撥開障礙，排除萬難，而遵循正道以求之。設已然之事，不能與我當然之理合，則力除其已然者，而求合乎我之當然。若徒嘆其不然，或聽其自然，待其將然，幸其或然者，皆非志內之事，為人所不為也。
先賢有勉人為學云：「受別人壓制，作別人奴隸，自己只要肯奮鬥，終必能恢復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慾的奴隸，那才真是萬劫沉淪，永無恢復的餘地。」的確，為人要想意志堅定，第一必須心地光明，養成浩然正氣。第二必須不受劣等慾望所牽制。
一個偉大人格的完成，都是在諸多考驗之下實現，意志磨練得到家，遇到自己應做的事，自然毫不避疑，拾起來，說做就做。孟子說：「自反而不縮，雖裼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與世人相合是人情上的事，不同流合污是意志上的事。所以意志剛健者處世應事，決不藏頭縮尾，左支右絀，也不虛偽狡詐，欺世盜名，只是不偏不倚，為所當為而已。
人格的莊嚴，須在諸多考驗下才能顯現，是人在此紛紜擾攘不已的世間，欲得此偉大景象，便必須克服世俗的引誘，才能完成永垂不朽的功業。
王禪老祖
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孔夫子教世人為學，德育重於智育，所以入學之先，要孝敬父母，遵奉長輩，臨事謹慎而且忠誠信實，廣泛的愛眾人等，皆能做好了，才可以學習文學。
由此可見，道德先於文學了。何以道德要先於文學？蓋因品格道德為人類立身處世之根本要件，入學必經之門，一個人必須具有完美的德性，其行為才能有益於大眾，否則如僅有才而無德，就會把自己上好的智力，用於歧途，因為他不知道「道德」為何事何物？既害己又害人。如果他是一個富有道德觀念的人，他會利用本有的良知良能，用作做人的指針，指示出正直而光明的途徑，上好的智力才不覺得可惜、枉費。屈原離騷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人之所以入岐途，就是往往由於不知自愛所致。
時值三期末劫，世界到處隱藏災難，說不定會遭大劫，其原因都是為一己之私欲，互不讓步，皆是忘記了道德，忽視了道德，縱使有上好的智力與科技，都是用於戰火，摧殘人類，自毀自滅，其後果是何等的可怕！
綜上所述，人類的福祉，世界的和平，有賴道德的維持，在社會風氣每下愈況，人心不古的今日，人與人間的距離遠了，人情味淡了，助人之心少了，因此操守道德，守正不阿的人已屬難能可貴。春秋時代，孔夫子以德教民的政績是：「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因此魯國大治。
所以說，行道德之事，已盡善盡美，行有餘力，才學習文章，才是一個十全十美，品學兼優的人格。
詩曰
宗教原來一脈同 行修有法學常融
道通宇宙精微極 德拓性情廣大容
格物致知形色外 造功至善意心中
人間禍福依休咎 何必朝秦暮楚衷
東華木公
論「學以致道」
竊念宇宙之理難以窮究，天地之變化微妙莫測，誰能體悟天道之蘊奧而窺其大全？大道無涯，無所不在，所以道難知亦難言，世上賢者即頗有幾種不同之解釋。如「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似應解釋道為「說」，「何莫由斯道也」，吾意應解釋為「導」，「道千乘之國」應解釋為治，「可離非道也」應解釋為理。此外由歷代聖賢的立場上來看，道更有各種不同的意義。諸如孔夫子讚「先王之道」，老子卻說聖人之道「偽」，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惡，凡此各有所見，實非一端，道真成了一個難解的名詞。
對於道之觀念，由於見仁見智，各有不同的解釋，說它玄妙，即玄妙無窮，說它簡單，卻又簡單到不能再簡單。道就是道路，人生複雜萬端，應如何在此變化無窮的人生過程中，覓取一條正確的道路，正是一般有心學道的課題。對此，諸位學道似應注意，中國古聖先賢認為道不過是自孝悌仁義，以至於禮樂刑政的統名，在這些規定下作合理的發展，就是得道。所謂「先王之道」，所謂「君子之道」，所謂「聖人之道」，亦不過如此而已。
道者人之所踏，亦是天地間萬事萬物當然之理，人生在世，一動息，一出處，一飲食，一語默，無不應有其合乎天理的準則，而此準則就是道。後漢書朱暉傳云：「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愧生於心，非畏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於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這種解釋可說是要言不繁，確切中肯，人人果能事事依循良知善意之所感而行為，不會違越正規，便是近道矣。
不過話雖如此說，致道除了「率性」之外，是必須具有學問基礎。孔子言：「工居肆已成其事，君子學以致道。」
至道須要依賴學問，為人學問如能充足，道便不求而自致，所謂「學以致道，道在務學」就是這個意思。人生有許多事，或者可以僥倖而獲得，只有學問的追求是絕對不能僥倖的。學問與致道，必須相輔相成，沒有勤苦的歲月，便沒有學問的偉大成就，雖是天才絕高智慧的人，求致學問與致道，也決不能投機取巧。學識猶如一支火焰，持炬以入暗室，黑暗必然消退，光明如果充滿你的周圍，就能顧盼自如，自然是得道之人了。
南宮柳天君
談「快樂的獲得」
快樂與愁苦是人生中相對的兩種情緒。在同時間內，二者之間有相互的排斥性，有快樂即不知愁苦，有愁苦即無快樂可言。由於這個緣故，可知善能追求快樂的人，同時必須善於排遣憂愁，否則便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
如何才能排遣憂愁？方法可能很多，諸如：旅行、看戲、聽歌、誦經禮佛、休閒活動……都有功效。但在根本上著想，人感官上的痛苦容易解除，心志上的憂愁卻不易排遣，如不在人生觀求得正確的建立，快樂是不易尋得的。
俗語云：「知足常樂。」要治貪慾，就得先體悟「多慾為苦」、「少私寡慾，身心自在」的道理。要曉得知足常樂的道理，就要先惜福。惜福即是珍惜現有的福報，於物質上，勤儉節用，不令浪費，於精神上，常行進取，不使放縱，心正意誠。心誠有可樂，雖微物亦足娛其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致可樂之物，亦徒以增其累。由此足以說明「知足常樂」的道理。
孔夫子是一位奮發忘食，樂而忘憂的聖人，何以對人生永不感覺憂慮？原因是在他心中具有最健全的人生觀。他說：「仁者不憂。」所謂仁者即是人格之完成，也就是普遍人格之實現。這種人視宇宙即人生，人生即宇宙，彼此交感互發，成為一體，心懷既是如此開闊，當然能免除患得患失、戚戚然的心態了。
仁者不憂的另一種原因，是對成敗得失觀念的正確認識，大凡憂之所從來，不外兩端：一是憂成敗，一是憂得失。一個仁者的人生觀，便不會憂成敗，也不會憂得失，在任何艱難的境遇下，皆能保持快樂的心情。這種道理初視似覺得不切實際，但達觀、有修養的人卻能做到，譬如有「仁者」人生觀的人，看天地萬物和人生是沒有十全十美的，人應該不問成敗得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和為而不有的犧牲精神。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就是指人生奮勉的意義。凡肯做事便不會失敗，只有不肯做事才是真正的失敗。抱定這種觀念的人，自然無成敗可憂，而時時在振奮快樂知足之中了。
另一方面，得失觀念的正與誤，也足以影響一個人的心情。人的患得患失，多半是私慾太大，才發生的毛病。其實，認定一件東西是我的，才有得失的憂樂可言，如果能知宇宙中的任何東西是不能永遠屬於一個人時，便不會以得失為憂了。所以說：宇宙間的事物對人絕無「失」可言。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東西可以為你所「得」。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就是以這種理論為出發點。所謂「人生一旦無常萬事休。」明乎此，人生絕無得失可言，正是「既以為人己愈有；即以與人己愈多。」又何必為得失而憂慮耶。如果一個人既不憂得失，又不憂成敗，當然是達觀而快樂的人了。
感官上或物質上之享受是短暫的，意識精神上的快樂才是永久的。所以人追求快樂，當在人生觀上求，不專在物質生活上求，換言之，就是要求精神上的安適，不求私慾上的滿足，因為私慾是永遠不能滿足的。
禮記「樂記」上說：「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慾則樂而不亂，以慾制道則亂而不樂。」何謂道？正確的人生觀而已，仁者的人生觀而已，明白這道理，凡在私慾上求快樂的人，可以休矣！
詩曰
存心養性聖賢衷 內外雙修氣自融
重道居仁窮亦樂 忘恩負義富瞞矇
良田有失須勤補 慾海無邊不可充
茅塞頓開知改過 安寧自足享其中
第三章 待人
純陽大帝
論「待人之道」
所謂「待人之道」乃指人際關係也。人與人相處不能無交往。有交往，則必須有原則以資遵循，方不致於亂，這就是待人之道。
待人接物之道，在孔門即是一切求其「止於至善」。能有所止，一方面是心有所守，一方面是行有所遵。
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又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何以人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這個仁、敬、孝、慈、信，就是人與人交往的一個至善的軌範。
朱子註此云：「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又無疑矣。」故所舉五端，能推類則可盡其餘。如世所周知的倫常之德，如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仁臣忠，夫和婦順，長惠幼恭，朋友相交之信義，無不是在使人知有所止，在防範人慾，扶翼天理。
所謂軌範或知止，就是要使人有一個共守共止共行共由之道，使人之好惡不徇於一己之偏，而不縱情任性逞慾放能以為之，這就是所謂的「絜矩之道」。
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故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此之謂絜矩之道。」這就是推己及人之恕道，凡我所惡者，即我所不欲者。我所不欲者，亦不可加之於人。
朱子註此云：「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方，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此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孔子答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及其「為近取譬，推己及人。」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即此皆絜矩之道也。
說來簡單，但做起來極不容易。故子貢告夫子「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於人。」夫子認為非其所及，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因為這不但要看道德修養，而且要性情，有真性情，有真肝膽，有真血誠者，再加之以學力知解與道德修養，方較易為功。惟待人，總要以上述為原則，方能使人心悅誠服也。
哲言有云：「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故愛人即所以愛己，利人即所以利己，助人即所以助己，成人即所以成己。反之，薄人即所以薄己，損人即所以損己，毀人即所以毀己，失人即所以失己，此係千古不移之定則。
古今之能成大事立大功者，莫不能得人助。能得人助，即能得天助，是以欲成大業立大功者，必先求所以得助於人之道。得助多者成功大，得助小者成功小。得助無者，未有不失敗而能僥倖成功者也。
子曰：「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故爾等聖門弟子首要誠身明善，誠身明善貴乎能止於至善，斯為待人之最高準則，亦是汝等進德修業之首要也。存誠去妄而不感神祇者，未之有也。
南華帝君
談「交友之要道」
語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可是朋友可靠不可靠？卻是往往為人所忽略。
朋友被列為五倫之一，其受世人重視可以想見。孔子家語：「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論語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大易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投。」故志同道合，聲氣相通者，方可以為倫為友。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禮記謂：「與君子遊，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故交得其人，則為一生之福，交不得其人，則為一生之害，故君子不可不審於交友之道。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譙周謂：「交友之道，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又謂「交得其道，則千里同好，固於膠漆；交不得其道，同室操戈，形同水火。」
曾國藩云：「擇友第一要事，須擇志氣遠大者，次為氣味相投者。」所謂志氣遠大者，可為終身事業上之益友；所謂氣味相投者，即志同道合也。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與其相惡於終也，不如慎交於始。
交友之要，貴以道合，以義相勉，以信相守，以心相應。又貴能互敬互信，互諒互助，而切忌以權勢利害合。正史記所謂「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文中子所謂「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惟有以道義交，以性情交，以肝膽交，以至誠交，方可見之久遠，方可不致為富貴貧賤患難利害所離。
歐陽修云：「不就利、不為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能之。」苟不能互期以道，互勉以信，互應以心，互勵以善，互規以過，互勵以廉，互砥以恥，而只是互為獎飾，互為憑藉援引，互為利用或專為你抬順風旗者，亦是庸俗之流，或者奸雄之徒，無益也。故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矜而不爭，辟而不黨。」以君子所守者異，故所立者亦自不同耳。
馮從吾曰：「論交與，當親君子而遠小人，論度量，當敬君子而容小人，論學術，當法君子而化小人。」
蓋所貴乎為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者有以自見，愚不屑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也。
然則有人以為朋友必是長久的相處，才能成為知己，其實並不盡然。古人以兩心相契，絕無悖逆，謂之「莫逆」。莫逆之交，休戚與共，並不是輕易可見，有時要犧牲自己，成全友誼，這也就是「義氣」。古時的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此友愛之崇高發揮，與大忠大孝，並列萬古不朽。
際此世衰道微，世態變化莫測，人情偏重於現實，而不念舊誼，交友必須慎重，擇賢於己者交之，故曰：「交賢於己者處之，則自以為不足；交不如己者處之，則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者日益，自以為有餘者則日損。」由此可見，交友之道，豈可不慎乎？
靜月仙姑
論「服人之道」
服人之要，在以道而不以術，以德而不以力。孔子說：「用政令規範人民，用刑罰整飭人民的行動，人民只知道遵守政令和避免觸犯刑法，但內心不知羞恥。如果用道德引導人民，用禮制引導人民的行動，人民便知羞恥，且能自動向善。」的確，所謂以德服人者，就是修己以德，端拱無為，使人皆服之而已。乃修己而內聖，以聖德照臨天下，使人皆仰之慕之尊之敬之者是。
惟孟子所講的服人之道，除了「以德」以外，尚有「行仁」二字。這就是說，僅是修己之德還不夠，尚須行仁於天下。亦即是說：尚須愛人利人，濟人救人；也就是立人達人。所以說，欲人之服我，只是己立己達，不足使人盡服也。最要者，在能人欲立則我立之，人欲達則我達之。人有困則我濟之，人有難則我解之。純然一片仁者心懷，我只為人而不為私，我只利人而不利己，能如此，又何患人之不服我也。
故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以不親？」「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孟子又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墨子曰：「有力者，速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勤以教人。」以上所述，無一不是服人之要道。
一個人處世待人，如能謹守：捨己以為人、虧己以利人、薄己以厚人、損己以益人等的四項原則，未有不能使人人心悅而誠服者也。這就是老子所說的：「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的道理。惟此須出之以至誠，而輔以至德，其感人尤深。人有德於我，雖一飯之惠不忘；我有德於人，雖救死之恩必忘。且不可向他人言及，我於彼有惠有恩，更不可望報。此即哲人所謂：「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之意也。
其次要服人，就要成人之美，譽人之善。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能稱譽人之長，與成全人之美，均足以使人產生一種由衷的喜悅。若奪人之美以為己美，貪人之功以為己功，取人之善以為己善，則所宜切戒也。故先哲云：「凡有一言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為己有。」為人要能如以上所述，就要靠大涵養、大功夫。並知道：我能譽人，人亦必譽我，我能成人之美，人亦必成我之美，我為人人，人人亦必為我也。蓋為人者，為己也。助人者，自助也。
南極仙翁
論「觀人」
一個生活經驗豐富之人，往往能觀人於細微。這種本領，既可助其知人善任，又可助其獲得信賴的朋友，可說非常實際和重要。不過人們的行為，常有變化或矯飾，因之，誤解便能造成許多的過錯。你明明看他貌似忠厚，他偏偏是行險狡詐之人；你明明認定他篤實可交，結果他卻反覆無常，這就時常造成悔不可及的後果。
觀人，最初當然在其舉止行動上考察，尤其是眉目之間和言語之間，最易現出其根本心地。所以，凡視上於面者則傲，下於帶者則憂，傾則姦。這確是觀人之經驗談。至於在言詞之間來觀人，應求其寡言沉默者為佳。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小人狂人佞人，乃多言也。未有多言而不妄者也。不妄語方不妄為。可見戒欺求慊之功，謹言為要。且大抵養定者，色自和；理定者，詞自暢。義理既足，而誠意亦著，雖不多話，也是能感動人的。
觀人亦不可以主觀的好惡，或面貌的俊醜，以定其優劣，必須注意其行事。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中國人向來講究忠恕、誠懇和謙虛。待人接物，當離不開這些原則。一個人如是心術不正，行事不慎，辭氣不厚，不忠不誠，檢點反省之功夫，有一未至，必不能逃於明目之人的一照，而終為遠近之人所非議，何況人心有神，雖非明者亦不易欺也。
人處世界之上，只有腳下這一片土地，光光淨淨，可稱坦途，離此一步，不是荊棘，便是險境，所以在社會上，君子小人之分，必須善於觀察判斷。而最簡單的判斷方法，在大庭廣眾之中，如有人稱人善，有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為君子，而稱人惡者為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阻之，則和者為君子，而阻者為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為君子，而附和者為小人。以此觀人者，必百不失一。所謂君子，就是己為善與人為善的人，當然也就是長者之風，古人嘗謂：「耽淫樂者必耽色，好善人者必好學。」邪正各以類推，在毀譽之間，確是可以深見一個人的心術之善惡的。
「若是真學問真文章，須見於威儀之際，與夫日用之常。若是真道德真性命，須見於治家之法，與夫當官之正。」這也是先哲的名言。一個有修養之人，在其本身的威儀上，在其治家或宗教或社會服務上，必有其色和、詞暢、忠誠以及自強不息的氣象，本此去觀察一個人，大概不致失之過遠了。
廣成子仙翁
論「君子小人之分辨」
何謂君子？何謂小人？君子小人之分辨，可於下列聖賢語錄中見之：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此於義利德惠之中，見君子小人之分也。
何坦謂：「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待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此於事上待下中，見君子小人之分也。
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伯衡曰：「有求於人而不加親，無求於人而不加疏，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而唯恐不親，無求於人而唯恐不疏，此其小人也。」有求於人而不加恭，無求於人而不加傲，此其人君子也。有求於人則奴顏卑膝，無求於人則氣盛色厲，此其人小人也。此於有求與無求之中，見君子小人之分也。
呂坤曰：「委罪掠功，此小人事；揚罪誇功，此眾人事；謙美歸功，此君子事；分怨共過，此盛德事。」又曰：「見利向前，見害退後，同功專美於己，同過委罪於人，此小人之恒態，而丈夫之恥行也。」
天玄子曰：「見利而不趨，適害而不避，此君子之事也。名則攘之於己，毀則歸之於人，小人之事也。」此於功罪利害之中，見君子小人之分也。
香芝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君子也。富貴則淫，貧賤則移，威武則屈者，小人也。不怨不尤，困而能樂者，君子也。患得患失，窮則濫矣者，小人也。惟道義是從，惟貧賤是守，無處不自得者君子也。惟富貴是務，惟名利是趨，無處而能自足者小人也。」此於富貴貧賤中，見君子小人之分也。
陸世儀曰：「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待橫逆之道，則有間矣。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小人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與禽獸何難焉？（謂似禽獸之人，不足與之計較也）此孟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余何？此孔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為人苟有志於學聖賢，則凡待橫逆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以自處乎？」此於待橫逆之中，見君子小人之分也。
論語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無逸子曰：「朋友之交，互為規過勸善砥礪廉恥者，君子也。互相文過飾非，徵逐財色者，小人也。」陸世儀曰：「己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決當為之諱，諱者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為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真刻薄之小人耳。」此於規過勸善中，見君子小人之分也。
魏禧曰：「我不識何等為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吃虧的便是。我不識何等為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佔便宜的便是。」吾神謂：「君子不虧道義以得利祿，小人不虧利祿以行道義。君子必樸誠，小人必巧詐。君子必謙讓，小人必競勝。君子必儉約，小人必奢靡。君子之責己也，嚴而周，其責人也，簡而恕；小人之責己也，簡而恕，其責人也，嚴而周。君子傲上不傲下，小人傲下不傲上。君子威而不怒，小人怒而不威。君子直而不屈，小人屈而不直。君子不忘恩、不負義、不記仇、不報怨。小人必忘恩、必負義、必記仇、必報怨。君子事事不忘一公字，小人處處不離一私字。」此吾神於多方面行事中，見君子小人之分也。
綜上諸義，諸位在進德修業之中，待人接物之間，對於君子小人之分辨，有一個簡明的概念。本此不但可以自我警惕，且可以之感人化人。
金闕使者
談「人材」
通常世人觀察一個人，大多是認為幹練聰明就算人材，其實不然。一個人材，除了上述的兩個條件之外，還需要具備健全的身心，敬業的精神，優美的品德和高尚的志趣，才能決定這個人的高低。
為何一個人的志趣可以決定人材的高低呢？對此事，曾國藩答歐陽功甫書中有幾句話，說得最為中肯。他說：「凡人材高低，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昔范文正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有了這種偉大的抱負，才能成就他不世的功業，是人材不是人材，在其為秀才立志時，就已昭然若揭了。
一個人除了志趣，當然以品德與一個人材的成就的關係最為重要。司馬溫公說：「才德全勝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材；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他直截了當地說，只有才而無德，就是小人。小人不能成為國家社會有用之材，其理至明。實際上，德和才是不可偏重的，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有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所以多自命為有才者；世人多不願與小人為緣，所以觀人每取有德者。不過，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不如無才而近於愚人，因為所謂愚人，還可以做一個實行家，於國家社會仍是有益的。
一個人才，有的長於詞令、有的長於設計、有的長於將帥，總要在其工作上有適當的安排，才能充分地發揮其所長。古人曾說：「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俗流」的說法，這幾句話是很有道理的。假如一個博學高士，卻讓他去耕田，其不如一個平常的農夫，是毫無疑問的。所以說「千金之劍，以之折薪，則不如斧；三代之薪，以之墾田，則不如鉏」此語誠然也。
通常之人，約有兩種：一是高明的，好顧體面，恥居人後，這種人要予以鼓勵嘉勉，必須維持其自尊心及向上心；一是卑瑣的，本無遠志，但計小利，這種人要馭之以嚴，必須防止其放肆及自私之心。這樣做，前者必可成為有用的人材，而後者也可有助於社會，材或不材，雖不敢說，但其不至流於污下，是極可能的。
張果老仙翁
談「勸善」
凡屬志同道合之友，便都有互相規勸的責任，所以朋友相處，不能只是「自完其己」或「獨善其身」，必須還要有互相砥礪，彼此學習，不如此便不能求得進步，達到友誼中最高境界。孟子說：「責善，朋友之道也。」可見在古時聖賢的眼裏，交友的意義，不著重在功利上，而著重在共同的學行勉勵上，這真是非常正確的看法，值得後世效法。
勸善以正己為先，自守以正，然後才能正人，不過應該與此相提並論的條件，則是至誠才能勸善。如果一個平素待人虛心假意，那麼，就是他偶而好意地勸勉別人，也難以獲得良好的反應，符合勸善的真義。昔有人問胡安定說：「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安定當時回答得非常圓滿，他說：「與其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必信矣。」他又說：「勸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則無自辱矣。」可見朋友間規勉，不需要多言善辯，更用不上巧言令色，主要的是彼此表現真誠，而此種至理，必須建立在純摯的友愛上。不如此便一切落空，而勸善也就變成虛假的了。
在勸善的行為上，畏於取辱，而不敢直言，也只不過是誠意的不足。孔子云：「朋友切切偲偲。」懂得這句話所指出的交友所需的懇摯情意，那麼你在任何一事上也必不會對友人姑息。當然，這並不是不要你去講究勸善的方法，孔子也說過：「忠告而善導，不可則止，毋自辱焉。」進善言須是有分寸的，這次不收效，留待下次，萬不可因過激的言詞而引起對方的反感，如此不但自己取辱，並且永不會有補於勸善。
「勸善」不論對新交之友，或多年舊友，甚或兄弟姻戚，最好的原則就是「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婉轉，以求其合」。這是一種漸進的功夫，有時可得速效，但有時卻必須留待時間和人事的考驗。有了這種耐性，勸人為善才能顯出其偉大的心胸。
總之，向人規勸，必要先問自己的條件。誠意、用心，以及說話的方式等都要講究，因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須有完全為人的決心，才能有心平氣和的態度，以收勢在必成的效果。相反的，如果是向人學習，卻不可抱有苛於擇人的居心，取人之善只在市井稠人中，聚百人而各取其所長，所謂：「人必有一善，集百人之善，可以為賢人，人必有一見，集百人之見，可以決大計。」為人處世，絕不可有輕忽匹夫匹婦之心，如此收益才可日見其宏大。
古語云：「士有諍友，則身不離令命；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同理，一個人處於父子或朋友之間，凡當不義之處，而不去諍諫規勸，實即陷自己於不孝不義之境，所謂忠於為人，於此等處最見彰著。
綜合義理 第四
白鶴童子
論「孝弟」
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行仁自孝弟開始。孝是人類德性自然之流露，古聖先賢所以竭力提倡孝道者，是要藉人類德性的流露，更進而蔚為美德。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仁者愛之理，乃心之德。所以說：「仁者愛人，不仁者私己」。愛之發現，其切近而精實者，莫先於愛親。百行之首善，乃興於此，故曰：「孝弟為仁之本」。孝經有記孔子之言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天地之性，以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這真是天經地義，金科玉律。曾子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又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這種「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德性，也是以孝為出發點。仁譬如樹木，樹之根為孝弟，樹之枝葉為仁民愛物。孝也是實踐仁的起點，由童年時代的訓練做起，而一切品德均能由此而培養，其於整個的人心世道，有無窮的裨益。
論語：「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無違者，不作悖理，非禮之事也。「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禮主敬而樂主和，孝敬雙親首先要「無違」，不作悖理、非禮之事，僅僅飲食奉養，不足以為孝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何謂色難？禮記曰：「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有深愛在心，則生和氣在胸中；和氣在胸中，則生愉色在面貌；愉色在面貌，則生婉容在態度，如能持此態度以孝敬父母，即可稱為孝德了。先哲曰：「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之。」
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故孝之始或孝之第一義乃在自我保重。但只是初步，只是開端，其重要在後。故孝經繼續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父子關係基於天性，但是父子關係依然是相對性的。做父母的必須要慈，做子女的也必須孝。「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慈者，父母之德也。在父母子女之間，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孝與慈的景象。這種父父、子子的親情，是人道的基礎。
環顧今日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社會上逆倫，棄養案之事，不勝屈指，所以今吾神特來概述「孝弟」，盼能挽此既倒之頹風。期共勉之。
詩曰：
百行之善孝為先。欲體親情效聖賢。
十月懷胎娘受苦。三年哺乳母難眠。
又詩：
居家有道天倫樂。處世無虧壽算延。
且看鴉羊恩義重。晨昏侍奉理該然。
南極仙翁
論「義」
孔子言仁，亦言義，但無仁義並稱，至孟子始用仁義二字。義字在論語中，僅次於仁。仁、義二字，為孔子所並重。仁是一般的原理；義是個別的應用。義者，宜也，即因人、因事、因時、因地而制宜之意。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適，往也；莫，不往也。比即比較，含有標準之意。此即以義為一切是非之判別，凡合於義則可行，不合義便不可行，一切惟義是從。論語云：「見利思義」、「見得思義」，此即教人在見利或欲得的時候，必須顧及義，必須以合於義與否為取捨的準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指固有的天性，義屬累積的工夫。仁不離義，義必根於仁。仁不合於義，不能說是真正的仁；義而不涵有仁；不能算是真正的義。仁與義如果分開，則仁與義各將喪失其價值而不足珍貴了。論語云：「君子喻於義。」君子要通曉於義，且要喜歡義。又云：「君子義以為質。」君子待人，以義為本。又云：「君子義以為上。」君子要以義為最高原則。其提倡義，實不亞於仁。仁與義相合為一體，其道德價值始能充實。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可喻為宅，義可喻為路，義即為仁之實踐。董仲舒曰：「仁者所以愛人類也；義者所以除其害也。」仁義結合，也就是愛人類而除其害，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左傳曰：「禮以行義。」此即謂：義是理論；禮是實行。禮記曰：「禮從宜。」此可與「義者宜也」相印證。宜即適宜，得當之意。禮與義，其主要意義完全相同，僅有內與外的分別，義是無定型而可隨時變遷，禮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孔子嘗言：「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三德俱備，人格才算完成。勇者三德之一，造詣最深，而其工夫則自集義始，孟子所謂養氣是也。論語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孔子所謂的勇，應是「見義勇為」，勇而無禮則亂，好勇不好學更亂。勇是中庸之德，過猶不及，必以禮節之。所以說，勇乃是持其志而不暴其氣之勇。
基於以上概論，義即道義，要力求大公至正，就是所謂正義公道。今日無論在社會或宗教，必須以正義公道為基礎。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沒有正義公道的行為，終究是行不通的。
張天師
談「三不朽」
嘗思：古聖先賢稱「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立德」為人之根本。聖功神化之所繫，人之異於禽獸者在此。
「立功」為人生才智之發展與人生價值之擴充。人生於世，事業之最高創造與完成，頂天立地做人，繼往開來創業者在此。
「立言」則為使其人生能構成為歷史文化之樞紐，其思想能傳之千秋萬世而不替，如日月之照臨，而有以燦爛於後世，參贊天地之化育者在此。
此三不朽之中，立功易，立德難，立言則難之尤難，惟在此之所謂立言者，必為「放之四海而皆準，萬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之言也。否則凡夫俗子，擾攘喧嘩，無的放矢，雞啼犬吠，雀噪鶯鳴，亦無非言也。
故老子不遇關尹子而著「道德經」一書，即一言亦不留；孔夫子雖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作春秋，傳論語，後世尊之為大成至聖之萬世師表，仍然自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蓋以立言甚難也。
良以就人生修養歷程言，如能超凡入聖，超聖入神，超神入化，而與化為體，與道合一，則自然有名與無名，言與無言等耳。天玄子有言云：「此生有文能萬世，即無一字亦千秋！」此中有深意，其境界亦非文字語言所能到者。
退而就其次焉者而言之，古往今來，任何千古不朽之成功人物，莫不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天不生英雄，亦不生庸才。庸才者，自安於逸樂，自甘為庸俗，隨波逐流，醉生夢死，而不去自我煆煉，自我創造，全力發揮其生命之潛在良知良能之神慧，以期上與天地精神共往來，於焉終身陷於庸流之境況中而不能自拔，死而與草木同朽與禽獸無異，良深浩嘆！英雄豪傑之流則反是，莫不特立獨行於天地間，轉境而不為境轉，轉人而不為人轉，役物而不為物役，役錢而不為錢役，自作主宰，故能自創自造，自救救人，自力自成也。
以上所述，實則所言全係內聖外王之學，經世修身之用，善自揣摩參究而身體力行之，自可變化氣質。人之性智愚可易，聖凡可轉，命可自立，運可自創，全在一念之自造耳。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彼何人也，我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惟願諸生，細察孟子所言，實則字字金科，言言玉律，無不為天理之所繫，大道之所存。果能虛心涵養，切實體悟，融會貫通，必自豁然領悟之一日。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諸生不其然乎？
曹國舅仙翁
談「四維」
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誠哉斯言！故禮義廉恥乃人立身之準則也，人人知此立身之準則，才能群居族處，因此諸位入聖門，進出禮門義路，對於四維的意義，更必須要確實的瞭解了。
禮，冠四維之首，領六藝之先，居五常之中，扼群經之要。教之以禮，是古來齊家治國的根本之道，在生活中，培養成為恭、孝、誠、慈的氣質。孔子說：「君子博學以文，約之以禮。」又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由此美德，養成了和平的心性，以及敦厚的風氣，故周公制禮，天下大治。「勝殘去殺，夜不閉戶」，這是一個何等崇高的境界！而卻由禮的深入民心以促成，使天下歸仁，趨於大同，由此可見禮的重要。
孟子說過：「利，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利而取義者也。」利與義是絕對不相容的。所謂「義」，代表了取捨適當。犧牲小我是其最主要的表現。孔子曰：「信近於義」，「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所以「信」、「忠」也是義的表現。認識了「辭受取與」的重要，人們才能注重操守，而不致墮落，更培養成大公無私的精神。「為嚴將軍頭，為稽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這種「成仁取義」的壯烈事蹟，鼓盪成民族的浩然正氣，形成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氣節。「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人人能把生死作如是觀，民族才能屹立不亡，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義的真諦所在。
「儉以養廉，約以節物」是中國傳統的修身齊家思想，這無非受了「以約失之者，鮮矣」的感召，孔子說：「智者不惑」這個智字，正是廉的真義。何謂智，明也，能明判事理，節用財物，方能以合乎禮義為是，反乎禮義為非，然後知其是而取之，知其非而捨之，最後做到了「臨財勿苟得」的至上境界。古人常以「儉薄，所以居患難也。」訓勉子孫，其用心之良苦可知矣。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這便是已明白的指出了廉是立身的大節了。
「行己有恥」是行為的準則。所謂「恥」，代表了自強，「知恥近乎勇」，明白了恥辱，力圖上進，煎雪前恥，這種勇氣，是不能阻擋的。一旦禮義及廉恥遭到了破壞，它就可出而挽救，它就是重振四維的原動力。
劉伯溫仙翁
論「善與惡」
所謂「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辭讓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這些話皆是孟子說明人類生而善良之理由，所以人性本善，社會之所以有惡人，是因為社會就是一個大染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人類受到社會醜惡的一面所污染，才會變成壞人，原始的本質都是好的。
荀子卻主張完全相反，他說：「人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順是則淫亂生而辭讓忘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其為善者，偽也」。又曰：「醫者醫人，則欲人多病；匠人成棺，則欲人多死；商人以有易無，則欲多利。是故世人實無真善者，利之所獲者皆世人」。
荀子認為人性本惡，要教之使其向善，用法使其行善。告子則介乎孟子與荀子之間，認為人性可善可惡。換言之，就是無善無不善，湯武興則民好善，桀紂時則民好暴。社會上有善人，有惡人，為政者善良，則人皆向善，為政者邪惡，則人皆為惡。
諸如孔子對弟子言：「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三位聖人所論各有其理，不能以誰是誰非而定論。
試觀今之世人各有不同之人品，有人生性忠厚，行為善良，慈悲心腸，樂善好施，熱忱助人，犧牲奉獻，處處肯吃虧，事事能忍讓，此之所謂仁德君子。但是也有人如孟子所言：是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同乎俗流，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此所謂鄉愿，德之賊也。聖人也惡鄉愿，恐其亂德。這種人表面上看是好好先生，實際上是偽善狡猾之人。
第二種是沉默多數，不好不壞的人物，一生奉公守法，循規蹈矩，實實在在，不投機取巧，不惹事生非，不作奸犯科，既不作惡，也不行善，但求明哲保身，苟全性命，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屋上霜，在社會上做一個普通平民，此種人佔多數。所謂無善無不善，遇事與本身利害相衝突或被侵害，才會挺身而出，以保障私人利益，不惜犧牲亦願為之，故可以為善，可以為惡。
第三種人係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巧取豪奪，好勇鬥狠，桀敖不馴，當娼為盜，詐欺搶劫，恬不知恥，刀光劍影，殺身亡命，輕如鴻毛。此等賤種，賞之不以為榮，罰之不以為恥，教之不能變化其氣質，人格不能化其是非，巨奸大惡，代代有之，處處有之，人心不古，於今為甚，社會上日漸趨於惡化，此有識者及吾之所憂也。
然人之是非善惡，蓋棺論定，不能因一事或一時而定之。設能知過必改，見善則遷，則無礙於過去之一切，所謂「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節，半生之清苦俱非。」其來有自。
蓬萊真仙
論「剛與柔」
人的稟性有剛有柔，但過剛則折，過柔則懦，二者之間，究應做如何的調處？是頗值得尋思之事。剛與柔，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剛善為公義，為正直，為果斷，為嚴毅，為幹固；惡則為猛烈，為狡隘，為強梁。柔善為慈悲，為順受，為巽卑；惡則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比較看來，剛的優點似較柔的優點為高，而缺點亦不若柔之缺點為可惡。無怪張橫渠先生要說：「人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喜怒者，則尤要得剛，剛則是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的話了。
世上惟有剛立之人，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亦惟有英剛斷烈之士，始能挺持奮發，這就是「陽剛」勝於「陰柔」的最大理由。事實上，人之能形成品格上的「大勇」，必須是意志剛強為之基礎。和而不同合污，中立而不偏不倚，國有道而不變塞，國無道而至死不變，本是孔明給強者所下之定義。人如做到這個標準，頂天立地，堂堂正正做人，當然是意志極強的表現了。
剛強屬於稟賦，但後天的學養和行為對之也有極大影響。孟子說過：「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行不慊於心則餒矣。」可見行為光明正大，即能遇事不懼。遇事不懼，就能勇往直前。一個勇往直前的人，那裏有不是屬於剛強之人。
當然，一個人要求行為的光明正大，須先由克除私慾做起，一個人能克除私慾，也就能算是剛毅之人了。所以吾神嘗謂：「人如不能克除私慾，百鍊鋼也必變為繞指柔。」日常往往看到多少世人，屈服在金錢之引誘及物質享受之下，苟且地了其一生，使吾仙益信「人如不能克除私慾，百鍊鋼也必變為繞指柔。」誠不謬也。
世人通說：「無欲則剛」，細思這句話之反面，則是「有慾則柔」，此剛柔自是指意志上說的，非脾氣上說的。尤其是一個人，中心如自固，外物絕不能遷，能以涵容之雅量，行剛果之用，不正是剛柔相濟的道理乎？
然則，人無不欲剛柔相濟之道理，而期能造於高明博大之境，欲到此境，總不能脫出修養一途。古往今來，凡創造時代歷史之聖賢豪傑，本無異於常人，考其終能出類拔萃，光輝寰宇，參贊天地化育而萬古不朽者，在其於人生修養上，能深造有得，毋違於做人做事之原理原則而已！
邱長春祖師
論「屈與伸」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這是易經對古往今來下的一種解釋。所說的「屈」和「信」，也就是「屈」與「伸」。班彪賦上有一句話：「行止屈伸，與時息兮。」是以「行止」與「屈伸」並舉，所說的「屈申」也是「屈伸」，字面有異，意義卻同。
事物凡曲而不伸為屈，不過有時也有「竭」「盡」的訓解。漢書有「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的話，就是這個意思。李白詩所云：「明晨大樓去，岡壟多屈伏。」是以屈伏形容地面的不平，而現在則以卑己而受制於人，也說是「屈伏」。其正是挫折的後果，俯就的徵象，所以是志節之士所不取的。
其實呢？屈伏的可否，也是由事理的各別而定，有些修養之人，常常在意見參差之間，委曲求全，按說也算屈伏，但這種屈伏與犧牲真理以求苟全，是不可同日而語。受屈有時雖不具光榮愉快的表面，卻具有堅忍全事的內涵，這是不可不察的。
昔二程（明道，伊川）之母侯氏，博古通今，深明大義，每值二程與人爭忿，雖直而不屈，必說：「人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這實是十分通達之話，一個胸懷遠大的人，不恥於屈己容人，就是自己受些委屈，又何必耿耿於懷？屈與不屈之間，最後仍是以公理為定奪。
宋時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奉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以待，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即為之愧屈。這裏說他愧屈，當然是因他自知慚愧失理，才能知屈。
屈與伸在事理上是兩個不同的方向，但在作用上仍是須要乘借而發的。橫渠理窟云：「蚇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相交養之道。」又說：「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唯博文則可以力致。」屈以求伸，是對事的奮力以赴，不是消極的。
世人沒有一個願意屈居而不願意伸展的，但時勢卻並不如此令人滿意，所以在屈伸之間，必須自己立定主意，余總以為「屈辱非憂，取屈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這兩句話實有至理。「屈伸相感而利生」，感是要以誠為主的，因此屈伸仍由自己決定。
人要求不屈，首先要增強自己的能力和學養。古人說：「士不可以不宏毅。」宏毅是對「任重而道遠」說的，重擔子須是硬脊樑漢子擔的，假如你自己不是硬漢子，那麼，想伸也無從伸起了。
南天文衡聖帝
論「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由來已久，堯以「允執厥中」傳予舜，舜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真言傳大禹，此後禹、湯、文、武，聖聖相傳，均重視此一「中」道。至孔子而集其大成，「中」字之外，更加一「庸」字。庸者，用也，平凡也，惟其實用至平凡，更可見中庸之道之可貴。
中庸之道由曾子傳之子思，其時異端鋒起，處士橫議，子思唯恐道學失傳，乃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更加演繹，作中庸一書。中庸一書是啟發「中」的思想之巨著，論述至為詳盡。
孔子傷世衰道微，曾感慨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是崇高的品德，中正和平，不偏不倚，無不及之弊。過與不及，皆不合中庸之道。所以當子貢問子張與子夏的品德何者為優？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還以為過比不及為優，於是再問，孔子曰：「過猶不及。」
因為子張為人聰明有才氣，好高騖遠，是狂者進取的性格。子夏為人篤實而謹守禮法，可是胸襟狹隘，缺乏開展，好像有所不為的狷者。孔子認為子張過分而子夏不及，兩者都不是中庸之品德，就是說兩人都有缺點。
孔子知門下弟子之中能守中道的，只有顏回一人，孔子說：「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因此孔子要傳其所學，不得已而求其次，他曾說：「不得中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孟子深體此意，所以也說：「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晢、牧皮等，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又其次也。」
由上所述，可知中庸之難能可貴，所以孔子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其教人求學的方法，說「學」與「思」要兼顧，不可偏重，偏重則過猶不及，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因為能思可以旁通互證，如果學而不思，所得的只是誣罔之學；反之，如果思而不學，沒有範圍的胡思亂想，所得的只是不穩不正確的妄想。所以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因此，孔子要人「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都是要人用恒心毅力來調整自己的缺點│愚與柔，而達致明與強的目的。處理眾人事亦得調整到大家滿意的程度，其中「中」是處事待人所必備的條件，果能如此，自可減少過與不及的錯誤。
所以說，諸生在日常生活中，做人做事，或在進德修業的領域都必須合乎中庸，言行尤其注意，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行必中正，一切恰到好處，合乎文質彬彬，方不負聖賢的教誨。
廣澤尊王
述「中庸之利弊」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程子闡釋中庸之要旨。中庸之道為中國數千年道統之傳，堯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舜亦傳禹，而又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以明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易昧，故微。惟能精於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則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危者自安而微者自著，動靜云為，當無過不及之差，而能執中道矣。故孔夫子譽舜執兩端而用中為大智。
君子知中庸之道在於我，隨時省察，務使所表現於事物者，適得其分恰到好處，而無絲毫之偏。蓋中居正位，平衡四方，儼然有不可侵犯之勢。小人反其道而行之，其所以致此者，不外乎私心太重，不顧公道，惟知利己，何惜損人，於是放肆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中庸之道，不涉偏私，為德之至善至美者。然春秋之時，世衰道微，人皆私慾薰心，重霸輕王，見利忘義，心一私，則不公隨之而生，尚何中庸可言？故孔子慨民之鮮能者久矣。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儒家「中」字之說，影響於世人心理甚深。自孔子以來，以至今日一般人之心理，幾乎無不受其支配，「中」之優點為「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又可作「無私」解釋。如遇甲乙兩說爭論時，言「中」者恒立於甲乙二者之間，既不袒護甲，又不袒護乙，可謂無私。然其流弊則為模稜兩可。此時既不袒護甲，亦不袒護乙，他日亦可從甲，亦可從乙，惟視甲乙之勝敗而轉移。此為「中」之流弊也。
其次是「無過」「無不及」，無過無不及固好，但其流弊則為「保守」，則為「不進步」。蓋行至適中之地位，即不能再往前行，欲往前行，即不「中」矣。殊不知外界時時改變，如時間向前延長，昨日之「中」已非今日之「中」，今日之「中」又非明日之「中」。雖有「時中」之話，可以補救，然只知「中」而不知「時中」者甚多，於是遂造成一股守舊之心態，而使國家社會一切事務不能進步。此「中」之又一流弊也。
即就「時中」而言，其本身亦有缺點。「時中」雖時時移動，然必須外界改變後，而始隨之移動。其動也，非自動，乃被動。如中國最近亦不無進步，但其進步乃受外界之逼迫，不得不向前走，苟無外界之逼迫，則今日中國之一切現況，均如百年前之狀況也。總之，只能被動，不能自動，此「時中」本身之缺點也。
保生大帝
談「從容中道」
一個人美好人格的完成，一方面是秉賦著先天本質，一方面是後天的修養功夫，而創造美好人格的最終目的，則是追求人生的崇高理想。但這並不是人人皆可得而致的，必須遇事從容不迫，且宜舒緩有備，如非富有學識經驗之人，不克臻此境地。中庸有「從容中道，聖人也」的話，其對從容的重視，可以想見了。
從容也可說是自然，讀書向道要自然。可是要知道，自然有時容易流於放肆，放肆是求進步的大障礙。哲人云：「學者之於敬，常懼其放倒，既未能從容到自然處，恐寧過於矜持亦不妨也。」矜持雖然是不太好，但放肆則較矜持更易發生過失。所以要能從容致自然處，也大非易事。
平素當世人經驗不足，卻又自恃時，常會發生善於坐談，拙於應事的現象。看他講得頭頭是道，但真正要他去做，便顯得手忙腳亂，這乃是學力不足所致。所謂：「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學未至。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求諸己，更無他法。」坐談從容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重要的是看你能不能臨事不迫，要想坐談和臨事一致，那就非在讀書窮理上下功夫不可。
人若是在應事時，抓住自己主要觀點，胸次必須安平和豫，思索不可至於苦，玩養不可至於慢，則可事事應之中節。近思錄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暴慢邪僻」當然和「從容中道」大相違背。人之為人，如果只是孤孤單單，窄窄狹狹的去看道理，則左動右礙，前移後塞，不但是不能從容中道，更無長進的希望。
何以從容應事，那就是必須抓住自己的主要觀點。朱子說：「邵康節為人極會處置事，因為他神閒氣定，不動神色，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在緊要上。」在這段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神閒氣定」，和「不曾枉用了心」兩句，為人遇事如抓不住重點，當然要枉用心機，也就不能神閒氣定，更何談「從容」了。
邵康節曾有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製添舊物豈須春。」只其平生不作皺眉事一語，已表現出他那寬大從容之胸懷了。
所以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明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得失，則本心必自泰自若，若凡事不以義理為主，就一定左窮右絀，遇難處之事就無所措手足了。
孟夫子
述「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夫智仁勇者，三達德也。知之出於至誠者，必智也；愛之出於至誠者，必仁也；行之出於至誠者，必勇也。蓋智以知仁，仁以愛人，勇以行仁者也。人有智則明，有仁則愛，有勇則剛；無智則愚，無仁則暴，無勇則懦。倘智而不仁，則必褻蕩而傷德。仁而無勇，則必畏縮而不前。勇而無智，則必盲目而亂行。若智而無勇，則必懦弱而鮮恥。勇而無仁，則必殘酷而暴行。仁而無智，則必隨聲而附和。
故為人欲成大功，立大業，必須有智仁勇，且須有救世民之大智大仁大勇，方可頂天立地，繼往開來創業，如是則方可謂之大丈夫也。
智者，即慮週識遠，才能超群，聰明之人也。有生而知之者，天生之智也；有學而知之者，好學之智也；有困而學之者，經驗之智也。凡聰明睿智者，心地光明磊落，能認識是非，明辨善惡，考其正邪，別其利害，毫無疑惑，故智者不惑也。尤其能效法先聖先賢，貢獻其才能，為人類造福，其功績永存人間而不朽也。
仁者，即有人性，講道德，說義理，愛人而愛物，有公而無私，樂善好施，普濟眾生，慈悲為懷之人也。有捨身救世者，有施財救人者，故曰：「仁者愛人，不仁者私己也」。凡仁慈心善之人，對人對事，皆以仁愛為本，將心比心，融小我為大我，不偷生怕死，不成功便成仁，只有殺身以成仁，絕無偷生以害仁，對宇宙間之各種事物，皆抱有樂觀之態度，人溺己溺，人飢己飢之心腸，見解清明，毫無怨尤，故仁者不憂也。尤其立身處世，正其誼而不謀其利，心靜德厚，和顏悅色，精神凝聚，濟世濟人，故仁者壽也。人之所以不仁而作惡者，概由於其私慾所掩蔽，苟志於仁，則無惡矣。
勇者，即性剛膽壯，英明果敢，公正無私，輕財重義，臨難向前，色不能惑，佞不能移，氣宇非凡，大義之人也。凡大義有勇者，皆以生命冒險，遇有不公之事，專打不平，不畏權勢，仗義執言，寧死不懼，故勇者不懼也。
然一般人都有懼死、懼窮，殊不知懼死必死，懼窮必窮，窮為清白，死乃人生之歸宿，道義所在，何懼之有？既無所懼，則有勇為也。若逞一時之勇，盲目行動，係匹夫之勇也。或恃強欺弱，以眾暴寡，皆非真勇也。故天下勇士，在於節義，有膽識，見義勇為，以義正己，以義安人，絕無恐怕之事，肝膽照人，故曰：勇者不懼也。
人生在世，無論公私，有智者不惑，有仁者不憂，有勇者不懼，故孔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其理論正確，萬古不易，而人生精神價值，即繫於此也。
王陽明夫子
論「賢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人之品學兼優，忠實可靠，可與言而不與言者，或因觀念偏差而失之，或己知而不用，或用而不能重用，或有眼不識泰山也，皆謂之失人也。其人品性惡劣，奸詐無信，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者，或因一時失察而失之，或不當言而言，或言未及時，或言過莽撞，皆謂之失言也。為人能知人，方不致失人；能謹言，則不致失言也。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宇宙萬物，莫不有理，然理有未窮，知有未盡也。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有對小人則盡有知；對古今之賢哲則茫然無知；對人發生隔閡則一切不知。不知人者，即不知理也。不知理者，則非人也。非人焉能知人，而終於失人。
凡賢者皆不自矜；有德者皆不沽名；有義者皆不貪求。若以言取，人可飾其言；以行取人，人能竭其行。故遇事必先告之以謀，而觀其識；示之以禍，而觀其勇；臨之以利，而觀其廉；期之以事，而觀其信。其才自為我用，則不致失人。如專用其才，而不察其心，其才只足以自利其身，對人群則毫無裨益。故用人之道，先取其德，次用其才，再察其言，後觀其行。如其人德性高尚，其才優越，其心忠誠，其行光明，則用其人無失矣。
蓋賢者之言在心，口不出惡言，而且沉默寡言，當言則言，不當言則三緘其口。愚者之心在口，口常出惡言，而且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言即言，不當言亦言，以致捏造謊言，信口濫言，甚至有粗暴之言，狂妄之言，或散播謠言，終於失言，招惹禍尤，後悔莫及。故賢者德高性善，量大識遠，可久處也；愚者傲慢不馴，器小見短，不可與遠謀也。
人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既知踐言之難，則出言不可不慎也。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可能失人，故聽言須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塞；擇言須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故對任何人或任何事，發言之初，必先多方面觀察，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可信口開河，務必三思而後言，存心謊言固不可，開口發誓亦非宜，在任何場中，對人對事，尤須注意口德，則失言與失人，兩者俱無失矣。
編後語
當今天下陷溺，人心沉淪，諸天仙佛悲憫眾生，不忍正道隱沒，眾生受苦，於是大發慈悲，苦心孤詣，屢屢垂訓，以期喚醒迷昧眾生，回歸正道，尋回正確人生，進而希賢希聖。
際此物質高度發展，道德淪喪，思想紛歧，價值觀極度混亂的時代中，諸佛的教法是芸芸眾生一劑不可或缺的定心丸、清涼劑。它能治眾生之沉鋛，也指引世人一個人生正確的方向，免得迷失在此日漸物化的世界裏。
由於本書內容乃出自仙佛神聖之筆，每篇文章，字字珠璣，句句真理，可以說囊括了儒家思想的精髓。說它是集中華文化的精髓於一爐，也不為過。
近百年來，中國固有的文化寶藏被當政者漠視，才使得炎黃子孫喪失了原本優越的民族性以及那股文明古國人民所具有的文化氣息，讓原本的禮儀之邦在現代世界舞台上變得近乎野蠻。
今日台灣社會，精神道德低落，政府與人民一味追求物質，民眾欠缺生活的目標與人生的理想，整個社會迷失了方向，人心日趨險惡。持續以降，整個華夏民族將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今之主政者倘能意識到這層問題，了解中華文化的復興攸關於整個民族未來的盛衰興亡，應該盡量在國教中多注入中國古典文化，在社會上多發揚聖賢之道。長期如此才能提昇民族的素質，恢復炎黃子孫以往的尊榮與風光。這也是天意之所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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